香港新特首如何与年轻世代对话？

无论是在欧洲、亚洲还是北美，青年群体透过网络发动公民力量影响社会政治已有不少先例。青年对政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香港也同样得到印证——80后、90后已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和2016年立法会中锋芒初露；而本次特首候选人民意争夺战中，青年的呼声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网络舆论动向。

或许在全球反建制潮流下，引领各类新思潮的年轻人未必能代表当下社会的主流民意，但不可否认的是，青年是未来的社会柱石。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丰富了青年对各项社会议题的认知，有助于他们发挥才智检讨现状、推动社会进步。

另一方面，青年人由于血气方刚，有时难免凭激情行事，为社会事务的推进平添阻滞甚至纷争。故此，网络世代的崛起应该被正视；如何引导年轻人使之成为社会的建设力量、而非破坏力量，亦是值得执政者思考的议题。

过去5年，作风强硬的前特首梁振英任内处理争议性事件的手法引发年轻人强烈不满，可谓前车之鉴。新特首如何运用智慧树立温和、包容之形象，或许应成为一项公关重点。而更值得新届港府注意的是，层出不穷的青年新思潮和许多情绪化表现的背后，是一系列现实要求——香港年轻人既面对着高楼价的压力，也受本地产业单一的限制，难求出路。故新特首有必要更多关注年轻人的真实处境，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双刃剑：青年力量崛起

过去海外留学生曾是传播新思想的主要载体。而当今年轻人不必远渡重洋，通过网络便可接收世界各地的价值倡导。在信息发达的香港更是如此：半岛革命、欧洲青年创党、台湾太阳花学运……各地思潮和社会事件冲击着年轻人的心，为他们在本土寻求变革之路提供参考。愈来愈多的香港青年人开始介入现实事务。

有些人选择改良路线，在体制内发挥自己的作用。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结束后，就有香港年轻人决意从街头走向社区，从基层改革做起。杨雪盈、邝葆贤等80后成功竞逐区议员，在体制内寻求变革便是其中典型。

不过，亦有年轻人在社运中逐渐走向激进，甚至为此付出了代价。2016年初的香港旺角街头骚乱中，35人被律政司提出检控。不久前3名被告被控以暴动罪，法官已裁定罪成。据报道，3名被告年纪由19岁至32岁，其中一人正在香港大学读书。本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却因冲动酿成如此令人不胜唏嘘的结局。

再如2016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在2014年成立的本土派政治团体青年新政有两位代表以香港前途自决理念响应港青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成功当选议员。但不料二人竟在就任宣誓过程中以“支那”蔑称中国，惹出辱华风波。这样任性妄为不但引来中国人大主动释法，而且也令自己丢掉了得之不易的议员资格。

可以说，近年来青年力量崛起已渐成趋势。年轻人的敢想敢做、充满激情可谓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改革，也可能因为盲目冲动造成一系列冲突，对社会产生的震荡，极易引发撕裂，加剧官民对立。故如何引导这股力量，既发挥他们正面作用，又规避潜在后果，新届港府须正视。

前车之鉴：摒弃斗争思维

如今香港社会撕裂，各阵营之间壁垒分明，新兴的青年政治团体更有着浓郁的反建制意识，港府若希望透过沟通与协作使各方达成共识，摒弃非友即敌的斗争思维是第一步。

近年来，青年领袖与港府之间的对抗性似乎越来越强。对于少部分年轻人的冲动之举、叛逆之言，政府当然不能也不应该照单全收，必要时甚至应该采取法律手段以正视听。但对于一些本可以透过协商解决的社会事件或要求，政府若过于强硬，就难免要为激化矛盾负上责任。

譬如2016年初，时任特首梁振英不顾香港大学师生质疑，未进行任何沟通协调便任命李国章为港大校委会主席。此举被批评为独断专横，在多间院校引发废除特首校监制的公投和游行。此类风波，容易令年轻人对执政者失去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青年学生的反抗心理，将他们推向现行体制的对立面。

其实，透过最近的行政长官选举民意战，不难看出温和、包容、有活力的外在表现颇受年轻人欢迎。与民众一起观看体育比赛、落区到小店铺吃一餐豆腐火腩饭，诸如此类营造亲和力的小事虽然只是一种公关技巧，但若能借此增加与年轻人沟通，客观来讲也有弥合社会撕裂之功效，新特首何乐而不为呢？

回应年轻世代的关切

除了上述提及的摒弃斗争思维外，与年轻人对话最关键的是以直面社会深层次问题来回应他们的关切。

在当下香港，贫富差距悬殊极为严重，大财团垄断经济，掌控着与普通人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各类行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多欠缺资本积累，又往往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对于社会不公平、不公义现象的容忍度低，怨气重。因此，香港目前面临的经济民生困局，令青年成为对改革呼声最高的群体。

遗憾的是，港府和主流政党似乎都习惯于用自由经济作为香港坚守两制的印证，却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亦需要根据现实需求而不断变革的事实。正所谓不平则鸣，近年来以年轻人为主力的本土派，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甚至被港独迷惑，其实正是孤立无援的青年对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一种反抗。

故此，新特首必须引以为戒，不应继续奉自由经济为圭臬，而是应该拿出魄力，正视年轻人的合理要求，直面深层次结构问题，重构利益分配机制，让他们看到奋斗的希望；多倾听他们的声音，开展行之有效的对话，积极引导他们情绪，让年轻人的创意和热情成为香港变革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