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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田飞龙:北京治港始终两条腿走路

林郑月娥高票当选新任港首,给所有猜测画上了句号。但不得不说本次香港特首选举处于一个“独特”的环境下。最近几年,香港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831决议、占中运动、港独思潮冒起,到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再到人大释法事件等,无一不在加重林郑的任务和挑战。

日前,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北京治港始终存在两条思路,具体来说就是大和解和大镇反。而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两种思路在交错进行。

多维:我们知道,香港的政治结构从二元结构变成现在的三元,甚至四元,有时候中联办也是一元,甚至中央政府也是一元。在之前二元结构下,我们还能理解培育建制、打压泛民,那么在现在港独成为心腹之患或者说最重要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发挥统战精神,去连接泛民派,去消灭港独呢?

田飞龙:我们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内部保守力量还比较大,内部始终有“大和解”和“大镇反”两个思路。另外泛民回应也不够积极,6.18政改投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高层的王光亚、冯巍都在香港或者深圳讲过,泛民中的多数也是爱国爱港,泛民的立法会议员也是建制一部分,这其实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包括张德江访港提到的一些说法也很正面积极。但是反对派内部认为是统战阴谋,或认为是虚晃一枪虚情假意,所以没有积极回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图源:多维新闻网)

这些话能讲出来也不容易,内部立即会有反对声音:第一不能对敌人妥协;第二热脸贴了冷屁股,没得到回应,被当做一厢情愿,内部就会往后退。所以大和解就耽搁了。内部当然有一些人,尤其是港澳口权势阶层,对回归过程中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亲身经历,主张大镇反,觉得现在实在不像话,现在这些绝对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在香港呼朋唤友,天天上电视骂大陆,但拿他们没辙,不敢检控,也定不了罪,所以要下重手治理。大和解无处落地,大镇反必然是政治悲剧,香港管治政策实际上还是未能充分明朗化。

共产党本来是全能型政党,在香港却只能动口不能动手。内部有人认为,港独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暴动、起义,会像6.7暴动带来历史机遇一样直接解决了事。有的人是有些心理阴影的,他们从回归时期的斗争经验中无法走出,无法理解民主政治下怎样去和解,这个我一直是有所批评,原因是香港人并非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中国人的一部分。我也确实接触过一些泛民的人,他们把政治当做一个饭碗,不这样表现的话,选民不选他,很多时候他心口不一,人格扭曲,也不容易。一左一右两种人,对一国两制的稳健实施都可能造成伤害,前者相爱相杀,后者相恨相杀。

此外,我们在香港政治上确实有偏颇,我们太过照顾建制派的官二代、富二代,而这些人无论从能力还是口才都不如泛民,从立法会辩论就能看出来。泛民就会觉得中共全用小人,是羞辱香港人的智商,羞辱香港人的自治能力。原来港英时期行政体系吸纳能力很强,而我们现在的吸纳能力是不足的。20年要去检讨的话,双方都有问题。

林郑月娥高票当选新任香港特首(图源:Reuters/VCG)

多维:两条路交替着走,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事实上,对于北京的治港思路,外界始终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有的人觉得越来越弹性,越来越善意,有的人就觉得越来越强硬。

田飞龙:中央内部也一直有两种思路甚至路线的竞争。他们看到的面相都是真实的中央。这种政治性格就是家长型的性格。如果小孩乖,就给糖吃;如果闹腾,就一顿打,关爱和家暴或许同源。但不管关系多么僵,只要香港遇到困难,中央的支援是毫无保留的,爱或有错失,但爱终究是爱。政治的理性化无法完全格式化和消解这种族群共同体的“爱”本质,但港人会有“无言的幽怨”和“有形的成长叛逆”。高度自治某种意义上是香港的“政治成年过程”。

多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节点,还是说这些政策一直在交替?如果橄榄枝递过去没有得到回应,这就尴尬了。

田飞龙:张德江2016年5月18日访问香港与泛民的会面本是一个契机。香港之前也曾主动提出建立泛民主派与中央沟通的机制,要求什么直接提出来、展开谈,中央特别喜欢这种操作方式。为什么呢?刚才说到家长风格,当代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所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严格的法治关系,更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一种忠诚-保护关系,你对我忠诚,我给你提供保护。香港反对派还是不太会跟中央政府打交道,尽管叫共产党政府,但是深深扎根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当代的中国,是共产党的精英团体,加上传统威权主义,以及行政主导的技术系统来共同支撑的。反对派囿于意识形态偏见,一叶障目,并没有更新和建构对中共的完整知识。

多维:我们谈到两种治港路线,希望中央根据香港政治结构的变动,更灵活地处理香港事务。

田飞龙:工作肯定是两方面去做。回归的时候,中央在一些方面还需借助香港力量,现在中央的态度是:第一,香港肯定独立不了;第二,就算香港经济上垮了,对中国主体经济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香港的政治精英不学会和解并抓住机会的话,它的所有优势可能被深圳吸收,包括的它的主要精英会移民深圳,那时香港的命运可能会比较悲惨。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结局。中央和香港都需要共同面对而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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