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出于何种目的阻止邓小平交权

当王震把邓小平打算退出权力中心的消息告诉聂荣臻后，聂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没有立即表态。考虑了好久，他才缓缓地说：“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同志暂时还不能全退。”本文摘自《回忆父亲聂荣臻》，作者聂力，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76年10月以后，来看望父亲的人明显多了。我听到，老同志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一是大家互相倾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和曲折经历，二是必须拨乱反正，把错的改正过来。

如何拨乱反正？父亲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大批老同志，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老同志里面，死的死了，没死的也扒了几层皮。需要解放的人里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小平。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从青年时代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在革命洪流中过从甚密，更主要是父亲深切了解邓小平的人品和才能，中国革命需要这样的领袖人物。

父亲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

1976年12月，邓小平因前列腺的问题住进301医院。虽说邓小平还未“解放”，但父亲听说后，执意要去探望他，还让管理员买了个大西瓜抱去了，因为西瓜利尿，对前列腺有好处。两位老战友见面，自然会谈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父亲越来越感到，邓小平必须出来工作，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父亲找到叶剑英，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事。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主心骨”，为党和国家立了殊功，当时他说话最有分量。

叶剑英表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大家积极做各方面的工作。

当时很多老同志都是这个想法。他们在各种场合，积极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应请邓小平复出。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这种强烈的呼声下，华国锋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肯定了邓小平与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无关，这就为邓小平复出扫清了部分障碍。华国锋同时表示，对邓的工作问题，要等到召开党的正式会议时解决，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此，邓小平为开创中国历史新时期，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

接着，父亲又积极支持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关于为彭德怀平反的问题，早在1975年5月7日，邓颖超妈妈来家看望父亲时，父亲就提出：“彭老总已经逝世，他有很大的战功，为人刚直。一位共和国的元帅，红卫兵把他从四川押回北京时，在火车上就遭受到残酷折磨，竟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令人非常气愤。请你转报恩来同志，建议为彭老总平反昭雪。”

在当时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为彭老总平反昭雪还不可能做到。但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迫切想法，可见他后来为平反冤假错案积极呼吁奔走，不是心血来潮。一直拖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为彭德怀平反作出决定，父亲感到欣慰，我记得父亲说过，这下彭总可以瞑目了。后来，父亲看到《人民日报》上报道彭总受到北航“红旗”造反派骨干分子刘汉如横加迫害的情况，十分愤慨，当即让告杨尚昆同志，对此人一定绳之以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83年3月，彭总夫人浦安修来看望父亲，谈到彭总的历史功勋，父亲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庐山会议时彭总受了委屈下台，林彪不敢这样放肆，‘文化大革命’也许不致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此外，父亲还努力为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同志平反做工作，要求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并恢复他们的工作。为了给刘仁、邓拓平反，他曾给胡耀邦写信，讲：人虽殁，冤必雪。

正是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搞得彻底，才使得中国很快走出“文革”的阴影，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那个激动人心，然而又是复杂多变的历史阶段，父亲的头脑一直是很清醒的，他与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陈云、彭真、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为维护稳定党、国家和军队的大局，应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位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关心最多的，仍然是军队建设。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父亲重新担任军委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工作。后来，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父亲又协助邓小平工作。在他有生之年，他一如既往关心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79年6月的一天，邓小平与父亲谈话，让他负责调整、配备新一届解放军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这是邓小平对父亲的信任。父亲奉命与总政治部及干部部门领导反复研究，并找一些干部调查了解，提出了各级班子的人选，最后经军委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共同讨论，确定下来。这次配备班子，认真贯彻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上上下下比较满意。

“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老同志出来工作后，随着时间推移，干部年轻化问题又显得尤为重要。这个问题现在似乎不那么严峻了，但在当时，想打破高级干部终身制，是有很大难度的，矛盾也很尖锐。父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想得通，他不迷恋权力。为了让更多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80年8月8日，他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他看望解放军代表团时说：“我已经83岁了，应该交班了，我请求交班。”1985年8月23日，他写信给中央，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他一直想在这方面带个好头。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回他是下决心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无官一身轻了。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党内一般称王震为“王老”。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

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陈秘书注意到，父亲当时沉默了好一阵，房间里静得出奇。他一定是在认真地思考。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7月30日王震同志来谈关于中央人事安排问题，因时间仓促，未得详细说明想法，故今日再请王老来谈。我总的想法是：我们党要有自己坚强的领袖……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这个“备忘录”，是父亲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对党尽到的又一份重大责任。

事隔20年后，陈克勤回忆说：“这个‘备忘录’的草稿一直夹在工作日志里，王老此次任务就是征求对小平同志提出要退下来的事，看老帅意见如何，所以‘备忘录’里只谈了小平不能下的问题，尤其军委主席一职，小平绝不能下。这是聂帅明确坚持的。这是‘备忘录’的要点！我是据此起草的。”

王震带上它，到北戴河正式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不久，王老那里传过话来，说：聂老帅的意见给中央报了，小平说：“这个聂老总，考虑得真周到！”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事后想起来，中央这个决定应该说非常英明。试想，如果邓小平在十三大上全退，不当军委主席了，彻底交权了，那么3年之后，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突然到来时，谁能出面收拾？搞不好真要出天大的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