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思想”时机未到

1925年，当陈独秀为了国民党内的一官半职痛骂农民运动“愚蠢，幼稚”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详实的剖析了地主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彻底的无产者各自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态，这套理论后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源始。

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面对与会的281名中共中央委员，说道“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的这番以呼吁全国全党“解放思想”的讲话，被后人视作其治理中国，构建“邓小平理论”的开端。

时间轴拨到2017年，在这个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年中，当“习核心”在去年的六中全会上“落定”后，“习近平思想”突然成为这个料峭早春中的一个政治话题。从今年中国“两会”（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和参政机关全国政协）结束前夕，来自中国军方的两名学者3月14日在英国首都伦敦高调出版其新作《习近平思想》，到香港媒体《明报》放风“习近平思想”今秋十九大入党章，这一切不禁惹人浮想联翩。

正如多维新闻一直以来的判断那样，在十八大后的近5年的时间中，习近平在党建、治国理政、国际关系等领域所实现的范式转移，已经达到或者部分达到“毛邓习”政治传承的高度。一个可以涵盖他所思考中国如何应对当今世界局势，以及实现中国文明崛起，并提升中共执政现代性的政治思想，也在渐渐呈现雏形。

时代变革下的毛邓习传承

人类思想的精粹往往诞生于大混乱的时代格局中，春秋战国的“无义战”造就了诸子百家思想的澎拜萌发，宋明之际王朝秩序的破坏、民族压力的激化催生了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的发展。

近代以来也是如此，毛泽东思想孕育的时代是在二十世纪初叶，当时世界范围内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余威”仍存，列强在全球瓜分利益，国家、民族矛盾激化；中国内部则是清王朝刚刚覆灭，却没有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继承，大革命失败，日俄蠢蠢欲动。面对民族存亡，中共的宣传机器经常说，这种时候是“历史的重任交给了共产党身上”，因为中共宣传的愚笨，这句话现在被很多人视为套话。其实如果身处那个时代，就能体会到这句话背后的重量。毛泽东思想要回答的就是如何去定义并掌握这个时代。也正因为毛泽东回答了这个问题，其思想才得以确立。

邓小平理论的出现也是相似的历史环境。尽管邓本人看上去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白猫黑猫论”的现实感如此之强烈，与毛泽东理想主义有着天壤之别。与年轻时代就已经思考、参与、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毛泽东不同，邓小平真正掌控中国是在他的晚年。当时世界范围内美苏争霸在短短十几年内迅速进入高潮，又迅速以苏联的接替而告终；因为文革，中国内部亦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要解决的是如何革命，那么邓小平则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如何发展。

时代挑战周而复始，习近平今天要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与毛邓相比不遑多让。共产党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透过把握住中国崛起的机会，在东西方之间完成自鸦片战争以来全球范围内最根本的一次范式转移，这些不仅决定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命运，还决定了未来的世界格局，决定了人们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这就必然需要一个思想体系去解答中共以及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习近平有这个机会。

“崛起之门”与“现代化钥匙”

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比，习近平的思想体系一方面有其时代性和传承性，另一方面也有独特性。如果说毛思想要回答的是“革命”的问题，邓理论回答的是“发展”的问题，那么习近平的思想体系必须要回答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2006年中国曾有一部《大国崛起》的纪录片风靡一时，风靡的背后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甚至普通老百姓都在有意无意的思考中国应当如何崛起。打开一本厚厚的大国崛起史，可以看到彼得大帝开始的俄罗斯企图性的崛起，过程是不文明的，结果是失败的；德意志帝国两次试图性崛起，是伴随着战争和血腥的；1588年开启的大英帝国崛起史是以剥削为基础的，不磊落的；美国的崛起更是一种“霸道”……中国、中华民族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和平、文明地崛起，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时代挑战的变数，如何应对好这个变数，反过来又影响这个变数，是习近平最需要解答的命题。

如果“如何崛起”是一扇紧闭的大门，门前凑满着冥思苦想的人，那“现代化”就是习近平打开这道大门的钥匙，也可能是习近平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从三个层面而言，在党建层面，对于中共这个政党，在即将成为“百年大党”的关口上，中共必须要思索一个专业化的政治组织在一个国家民族中应该起到什么的作用。传统中共很大程度上一直受到封建文化与苏联文化的影响，要走出这些历史遗留，就需要有一个现代化的思想引领，摆脱这两种文化的束缚。

第二个层面就是治国理政中所蕴含的“治理”理念。所谓“治理，是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政府与百姓之间不是简单的管与被管的关系，而是出现一种有效的互动。要实现这种互动，官员的治理能力与政府的治理体系必须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主义世界观。如前文所言，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如何与世界相处是中国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中有“三分世界”表述，邓小平理论中提出过“韬光养晦”等，都是在不同的世界局势下做出的回答，习近平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解答？

现在说“习近平思想”还不到时候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章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透露一种治国理政讲究火候与时机，这十分考验掌勺者的经验和智慧。具体到习近平思想上，无论从时代的必要性，还是内容的丰富性而言，似乎习近平思想已经有了一些苗头，但是今天真的到了推出的时机吗？

坦率的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仍以毛邓作比，在时间上，从大革命时期到文革之前，毛泽东思想经历了近40年的孕育；邓小平理论从1978年到1991年南巡，也经过13年的发展；而今天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尚未完成。

其次，正如同“核心”称号一样，一个思想或理论的成型，不是别人授予的，是通过自己努力撸着袖子干出来的，是得到党内以及国民公认的。而今天无论是反腐败，军队改革还是深化改革，皆是方兴未艾。因此过早地推出“习近平思想”，不啻为一种“拔苗助长”，甚至不乏某些官员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投机。如果真的希望“习近平思想”能够成为引领中国全新思想，不妨再缓上一缓，等到水到渠成时再推出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