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异化：中国官场小说进化史

2017年3月28日，反腐大戏《以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开播。在此之前的2017年1月，同名图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上市。这是自2012年中共十八前夕禁止出版官场小说以来，可能是首次能够如此大张旗鼓地出版官场小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隆重官僚主义传统的国度，官场神秘、威严、高高在上，却越是神秘、高高在上越令普罗大众膜拜、身心向往之，成为街谈巷议少不了的话题。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秘闻，谣言飞短流长，真相大浪淘沙。

但真正使中国人，对于中国官场有所了解，完成官场甚至政治启蒙的却并非这些所谓的秘闻，而是官场小说。据FT中文网报道，联想集团创始人、堪称中国商界传奇的柳传志就曾向人推荐官场小说《二号首长》，理由是可以了解“政府怎么运作”。

应时而生

中国的官场小说，追根溯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官场现形记》等等，将清末官场的种种丑恶与腐败描摹的淋漓尽致。知识分子以笔为剑，无情揭批、鞭挞，却无能为力，并不能改变官场腐败的现实。

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以及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腐败又一次孕育了大量的官场小说，沙汀的《代理县长》、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尤其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将抗战时期的官僚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追逐虚名，讲究面子，不切实际，包而不办”，以至于“华威先生”成为这一类官僚的代称。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戏称进城“赶考”，难免有一部分未能经受住考验，腐败堕落，官僚习气。一度曾经消失的官场小说，又在中共的“双百”方针的鼓励下兴盛。知识分子本着帮助“党”的初衷，大胆揭露政治体制中的问题，对新政权中的负面官员形象也进行了大胆的暴露和批判。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南丁的《科长》等，也曾获得高层的赞赏，但旋即落入反右的漩涡。王蒙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战成名，却也因此被打入另册几十年。

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的中国，似乎正在实践了毛泽东那句人有多大胆只有多大产，似乎一切规矩就是用来突破的，改革、官倒、腐败泥沙俱下。在激起学运的同时，也引发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陆文夫的《围墙》、柯文路的《新星》、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名为“改革小说”实为官场小说。“逼视着与改革纠缠在一起的官场，小说中大面积地触及到了官场现象和权力问题，对阻碍改革进程的诸多官场弊端进行了揭露，对保守的官僚作风、不思进取的官场习气以及盘根错节的官场权力关系进行了批判。”

当因对现实、贪腐不满引发的学运散去，中国的改革开放再上路，与经济发展相伴，贪腐愈演愈烈，反腐日益加码，甚至延伸到了中共最高层。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成为第一个因贪腐落马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成为中共第一个因贪腐而被处死的国家领导人，也是迄今的唯一的一个。

如此丰富而深刻的素材，为官场小说的再生提供了沃土。只是所谓的官场小说并不以官场小说的面目出现，而是“反腐小说”，从出发点到立意都具有了政治的正确性，获得了官方的支持。张平的《天网》、《抉择》，周梅森的《绝对权力》、《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大雪无痕》等。

其中张平的《抉择》被改变为电影《生死抉择》，中共官方曾下文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组织观看，作为反腐教育的一环。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表社论称，“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轰动景象了：一部影片，一部国产的主旋律故事片，每到一地公映即掀起争看竞评的热浪，场场叫座又叫好，许多省市甚至未映先红。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不少观众热泪长流。”

原本就属体制内的这些官场小说作者，因此而功成名就。张平一度出任山西副省长，现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排名第三的专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任民盟主席及常务副主席身兼全国人大、政协副职，张平将来跻身国家领导人也并非不可能。陆天明、周梅森也是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周梅森还兼任江苏作协副主席。

异化

官场小说作者因官场小说而在体制内高升，与经济的大发展相对应，政治改革的保守，腐败依旧，官场生态日趋恶略。从今天依旧披露的腐败案件来看，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腐败已经深入到了中共的最高层，深入到腠理。

如此的大环境，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官本位、官僚主义充斥官场，社会上以考取公务员为荣，出现公务员热。反腐的官场小说再难提起人们的兴趣，官场小说与时俱进了，竟然成为了官场技术指南。王跃文的《国画》、许开祯的《省委班子》、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等，展现了一副官场潜规则的全景图。

官场中人将这些广场小说摆在案头，放在心头，研读学习，专研官场技术。出版界也宣称官场小说的主要读者是市、县的公务员，中国三千万以上的各级政府和党群机关、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它们最为庞大的市场基础。也难怪柳传志要推荐官场小说，去从中了解官场。

当然，官场小说也并非没有正面作用。比如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使驻京办这个被人忽视却有油水十足的机构暴露于阳光之下，很难说中共后来整顿驻京办与《驻京办主任》没有关系。

网络时代

作为传统出版物的官场小说，尽管在中国引发官场小说热，但在现行的中国出版体制下，其题材与内容还是受到了限制，贪腐官员到部级为止，这倒与当时流行的所谓“刑不上大夫”颇为切合，并且主体绝对的主旋律。

但网络文学兴起，以迅猛之势将这些条条框框突破。太子党、官二代、权贵资本等等，在网络官场小说中粉墨登场，没有三五个红颜知己都不能称为主角，不涉及国家高层政治，高升到国家领导人序列都不好意。不过，在实体出版时，网络官场小说都会被删减得很厉害，主角升官最高只能到省委书记，所谓贪腐层级也不能太高，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概不留。

这些小说，大多充满了意淫与想当然，但也讲出了一些真相。每一个主角的背后都存在金主，权力与资本的结合，通常作为反面的权贵资本对经济的掠夺等等。不禁令人联想，今日的中国，权力与资本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仍然是权力压倒资本，还是权力已经被资本腐蚀、收买，甚乃至权力就是资本。

网络的自由使网络官场可以肆意而为，但网络并非自留地。2012年十八大前夕，官场小说被禁，不但传统的出版渠道被堵塞，网络渠道也被约谈。官场小说由此衰败，某些官场小说作者甚至改行写起了都市爱情，只谈风月，无论魏晋。

《人民的名义》

剔除那些出版商坑蒙拐骗偷偷摸摸出版的官场小说，自2012年以来，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可能是唯一能够如此光明正大出版的官场小说。

据新闻报道的剧透，“该剧突破了‘上级是廉洁的、贪污的只是副手’这种创作模式，而是把反腐的斗争推向深处，最高级别延伸到副国级官员。”这算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突破。

与该剧一开始就被拘捕的“小官巨贪”赵德汉一样，将贪腐最好延伸到副国级官员，实际也只不过是中国近几年反腐实践的反映，都是现实的投射，现实中甚至已经到了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官员。剧集简介中的高玉良的政法系，李达康的秘书帮，都是意有所指。

反腐已经下至办事员，上至正国级，所谓的反腐无禁区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剧名《人民的名义》，表达了中共、人民对腐败的痛恨，也表达了中共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利益的决心。《国际歌》说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保障、维护人民利益最好的办法是让人民觉醒，自觉、主动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经历官场小说的启蒙，网络时代的洗礼的人民，相信他们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