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评论 郑永年：如何与特朗普及美国打交道？

编者按

本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将要出访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特朗普总统首次会晤，就中美双边关系及国际局势中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次交流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2013年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那次讨论，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这次交流不仅决定特朗普任期期间的中美关系，而且也会为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两国关系奠定基础。鉴于中美关系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可以影响到亚太区域秩序，甚至整个国际秩序的关系，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不过，特朗普在3月30日再次进行其惯用的“推特外交”，在其推特上说，“下个星期与中国的会谈将会非常艰难，我们再也不能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还有就业流失。美国企业必须准备好找好其他替代选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尽管美国没有全盘接受这一概念，但奥巴马政府的确意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之后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处理的。

面对新的情况、新的总统，习主席的这次访问任务更为艰巨。中美关系面临怎样的新局面？习主席和特朗普会讨论哪些重要问题？如何有效地与特朗普打交道？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准备些什么？围绕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郑永年教授进行了讨论。

01

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及其机遇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并根据这一概念来构建和引导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本身的贡献是非常积极的。尽管美方没有完全接受这一概念，甚至在某些场合表现出半信半疑，但这个概念至少使美方意识到美中关系不是一般的简单双边关系，而是一对非常复杂的关系，双方必须非常谨慎地来处理这一关系。

中美之间的很多问题及交锋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已经延续多年，包括贸易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等。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问题都是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重新得到阐述，并得到一定程度或阶段性的解决或者管控。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借助了一些有效的平台，例如中美经济和战略对话以及各种国际多边场合。

现在的问题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双方能否继续有效利用这些平台，务实地开展对话，解决争端？现在还不知道特朗普是否愿意继续使用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是奥巴马时代双方建立起来的。特朗普不接受奥巴马所做的很多事情，甚至表示出厌恶的态度。如果特朗普不愿意继续使用这些平台，那么我们就需要建立新的平台。在特朗普时代，如何构建新的沟通平台？这是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很显然，如果没有足够沟通，就不会有足够的互相理解，问题就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和管控。

特朗普政府确实为美中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选举过程中和当选以来，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发表了一些很不友好的言论，包括要以增加中国产品关税（高达45%）的手段来发动贸易战；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在南海问题上施加更大的压力；乃至一度传出针对台湾问题要否认“一个中国”的政策。所有这些很自然地直接引发了我们的担心。但是，对这种可能导致事态向不利方向发展的不确定性，我们还是要进行科学的分析。我们不应该把这种“不确定性”绝对地看成是负面因素，进而排除因势利导之下产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退一步来讲，如果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中美关系几乎只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因为无论是之前的“重返亚洲”、“再平衡”战略还是所谓的人权议题，都凸显了她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人物不好打交道，在谈判过程中很难有回旋的余地。特朗普之前一直是个成功的商人。不管他参选前后的个人言论如何，我们都有相当的理由相信他是非常实际的，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也未必不可以谈。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因素的作用下，固然可能比奥巴马时代更坏，但也不排除可能比奥巴马时代更好。习近平主席上次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已经打下一个不错的基础。双方已经有更高的格局，而没有拘泥于一些小因素（例如台湾地区领导人某些小动作）所造成的影响。习近平已经强调，双方要关注大问题，抓住大机遇，为未来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

当然，今天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较之于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2013年的会谈，这次访问更加重要，情况也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上次习主席与奥巴马会谈在本质上还是和美国建制派利益既得集团之间的对话，但今天的特朗普则自称为代表体制外的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体制中原有的利益既得集团依然存在，他们对特朗普极为抵触，甚至认为其愚蠢，他们显然也没有放弃对特朗普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抓住这个体制外因素所造成的机遇来引导双方关系的发展方向呢？这依赖于我们对特朗普的理解。只有科学地将他理解透了，才能使我们不受美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形成真正有利于双边关系的看法。

02

如何理解特朗普及其政策重点

要理解特朗普，就要理解他个人，他的家庭、公司、治国策略等诸多方面，不然我们无法站在他的角度分辨他优先关注的事务。特朗普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只就那些可以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素加以讨论和分析。根据我们初步的观察和分析，这些因素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优先。特朗普及其政府优先关注的是国内事务，不会把外交作为首要重点。现在人们批评他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站在他外交绝对服从国内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就很容易理解。到今天，美国这个帝国已经过度扩张，以至于其内部秩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不过，绝大部分利益到了绝少数人手中，美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分享到红利，有些社会群体甚至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仅举一例。美国的中产阶级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大约70%降到了如今的不到50%。这个变化是美国社会很难接受的。所以，特朗普要以贸易保护主义来对抗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无非是想借此整顿和提升美国国内的产业发展。

如同其他国家，国内发展优先表明美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特朗普会在南海问题上维持对中国适度压力的同时做出一定的退让，旨在不让南海问题成为干扰美国国内事务的重大麻烦。同理，在台湾问题上，他的态度也不会有太大的起伏。至于说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湾“独立”这类根本性的变动，他不会贸然行事。事实上，特朗普冒险的可能性并不高。台湾问题在其任内得到一定的缓和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警觉性和戒心，但也没有必要过多地担心事情朝坏的一面发展以至于忽略了引导其变好的可能性。

第二，增加军费。优先关注国内事务的基本点并不排斥特朗普要保持美国军事优势的原则，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要保持其军队能够达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并能保证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为此，他会增加军费。增加军费会对美国国内就业和在国际军火市场的地位形成有利的助推。而且，用更多的军费维持绝对军事优势，客观上还可借机落实发展国内就业、吸引国际资本、实现再工业化的蓝图。美国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历史经验。在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美国因为欧洲战争的需要，大力发展军事产业，有效带动了实体经济和就业。

第三，再工业化。再工业化的目标在奥巴马时代已经出现。在这个方面，特朗普会把重点置于实体经济。这不仅因为特朗普本人的实体经济（主要是房地产）的经验，而且在于实体经济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

第四，减税。为了配合吸引国际资本，特朗普政府还会通过减税来进一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不过，低税收意味着高债务。既要减税，又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投资环境，那么势必就会形成高债务。

第五，弱美元。弱美元政策也会是特朗普的政策选项。特朗普政府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奥巴马政府实行强势美元政策，特朗普则会选择弱美元以增加美国的就业和刺激美国的出口。特朗普现在跟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之间有矛盾。他或许选择不想和耶伦闹翻，等耶伦任期结束之后再开始实行弱美元政策。不管如何，弱美元政策要比对人民币等施加压力更为容易一些。

03

与特朗普打交道，我们不能做什么

简单地说，国内优先、保证美国军事优势、再工业化、低税收、弱美元，这些构成了特朗普正在做或即将做的政策趋向。那么这些政策构架会对中美关系和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我们认为在和中国交往中，特朗普会把重点放在贸易、朝鲜半岛核危机、台湾和南海四大问题上。中东可能也会是一个问题，但特朗普不会把其作为重点。以前奥巴马强调的环保等问题已经被特朗普排除。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美，上述这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必须面对。不过，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TPP。在特朗普宣布退出TPP之后，不仅一些原来TPP成员国（例如澳大利亚）邀请我们加入TPP，国内也有很大的声音，呼吁加入TPP。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取代美国领导全球化的大好机会，不能错过。但是，实际上，在和特朗普打交道时，提及TPP将会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首先，如果我们要跟特朗普做生意，就要了解特朗普的个性。特朗普很不喜欢奥巴马，他要走自己的路。即使有些东西奥巴马做得正确，但特朗普也不会继续使用奥巴马提出来的东西。TPP是奥巴马时代的产物，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令退出TPP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再去谈论加入TPP。如果中国谈及或者坚持加入TPP，不仅特朗普本人不喜欢，而且美国左右派都会攻击中国。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TPP表示美国是老大。如果美国一走中国就加入其中，美国的右派就会攻击中国，说中国是个威胁，美国一走就来取代美国。而美国的左派一直在反对TPP，因为其代表全球化，代表非正义和非公平。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提加入TPP，就会给美国左、右派一个中国威胁论的最有力的证据。因此，中国不应该提及TPP，中国的重点应该放在像RECP这种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地区贸易安排。

再者，TPP主要是以规则导向的，从一开始其政治性就很强。奥巴马要通过TPP让美国来写未来的贸易规则，而阻止中国写规则。对中国来说，书写规则当然很重要。不过，书写规则不能过分意识形态化。书写规则很重要，但规则写好了，必须有人遵守。美国过去写的规则，其他国家遵守，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美国的市场。这里，奥巴马过于意识形态化。如果美国国内市场出现了问题，经济发展不可持续，那么即使美国写好了规则，别的国家不见得就会遵守。特朗普退出TPP未必就是错误。特朗普看到的是美国国内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美国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美国才有可能继续书写规则。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阶段，中国没有必要和美国竞争“写规则”。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应是发展导向的。中国正在建设内需社会，一个内需社会较之一个出口社会更加强大。出口社会受制于别国的规则，而内需社会表明他国要接受我们的规则。就是说，中国要通过继续发展内需社会来“书写”规则。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制定规则之后简单地强加给人家。

第二，“新型大国关系”。如上所述，无论作为理论还是实践，“新型大国关系”是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做的努力。不过，在与特朗普打交道时，“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不应当再强调。不强调并不是退让，因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下的那些内容，我们仍然可以继续，也要坚持。

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来访问中国，他确实在某些方面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国内的一些人更是欣喜若狂。不过，要意识到，这可能只是假象。特朗普不会简单接受和使用这个属于奥巴马时代的概念。有效的替代做法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概括这些内容。如果现在暂时提不出新的概念，也可以跟美国商量，使用什么样的新概念。

第三，多边主义。跟特朗普打交道，不要太过于强调多边主义。在奥巴马时代，美国总是强调多边主义的政策，无论是贸易还是军事上。不过，现在不同了，特朗普一直强调的是双边谈判。特朗普强调双边贸易谈判，已经遭到各方的批评。实际上，在经济学意义上，双边谈判的意义不容忽视，它较之多边谈判更容易实现公平贸易。多边谈判，国家一多，就开始政治化。TPP就是一个很好案例，与其说是自由贸易机制，倒不如说是政治变革机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贸易上，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多边主义，但也不要排除双边谈判。我们的态度应当是开放的，接受多边的或者双边的谈判。实际上，即使在奥巴马时代，中美之间也一直在进行双边谈判。在中美贸易上，我们应当强调双边贸易谈判。双边谈判，我们不会太吃亏，因为中美经济是非常互补的。

04

与特朗普打交道，我们要准备什么

以上三点是我们必须小心，甚至不能做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要准备些什么？我们认为，至少在如下方面，我们要做好做足功课。

第一，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特朗普提出“贸易战”，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做。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详细调查和查明“个别国家和个别产品”是否造成贸易逆差，并在90天之内提交报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公布的调查名单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越南、意大利、韩国、马来西亚、印度、泰国、法国、瑞士、印尼和加拿大等国，并且明言中国是“头号逆差来源”。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罗斯也强调，存在逆差不一定会报复。“如果他们提供我们不能提供的产品，点名某国做坏事就有点难……。在某些案例中，只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擅长制造某种产品或者成本比我们低廉。所以，这并不表明名单中被点名的国家都是在做坏事。”

这里有很多提示。要避免和美国的贸易战，我们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其一，算账。我们要给特朗普算一笔账，不要提过多的抽象口号。跟特朗普讨论少提甚至不提抽象的口号为好，而是要跟他算一笔明细账，比如中美贸易里面，美国赚了多少钱，我们赚了多少钱，要给他算清楚。我们有很多这样案例，比如一个Apple手机我们赚了多少钱，他们赚了多少钱。尽管是美国少数人赚了钱，但不管怎样，关键是美国人赚走的，不是我们赚走的。实际上，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和美国打交道的，让数字说话。这方面，中国的智库和学者没有多少研究，但海外是有些研究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美国人所赚的钱流向了绝少数人，但也是美国人，而非我们。

再者，我们也必须说清楚，很长时间以来，所谓的“中国制造”实际上只是“中国装配”。这是因为一个产品的区域产业链的形成，一个产品的诸多零部件并不在中国生产，而是在亚洲的很多国家生产，然后运到中国，在中国最终装配之后，出口美国。这和传统的制造系统已经全然不同。

其二，开放。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的经济体是开放的经济体。我们经济体中有很大的比例和国际经济有关，尤其是和美国、欧洲经济体有关。如果美国搞贸易保护，不仅会损害中国利益，而且也会损害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我们要跟特朗普说清楚，在开放经济体的条件下，搞贸易保护会形成两败俱伤。

其三，在贸易谈判里，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特朗普的政治需求。贸易谈判始终是政治，没有完全公平的概念。中美贸易谈判应该倾向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或支持州。例如，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数是白人、农业州，这些是谈判需要考量到的。我们在跟特朗普谈判的时候要考虑到特朗普选民的需求，或者说选民州的需求。如同其他国家，美国的政治人物需要考量到其政治支持者的需求。尽管表面上，他们不谈这些问题，但实际上是有需求的。政治历来就是如此。很可惜，在这些方面，我们的政策研究机构和智库没有充分的准备，功课没有做好。这方面，有很多具体研究要做。我们要具体说清楚，会以怎样的方式给美国带来怎样具体的好处，如就业、税收等等。

第二，管控南海争端。

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这些年在和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和特朗普打交道时，我们还是要跟以前一样，继续强调几个要点。

其一，海上航道安全和岛礁主权分开。我们承认航道安全既是美国的利益，是南海相关方的利益，但更是中国的利益。我们不会破坏航道安全，因为中国85%的海上贸易都要经过南海。我们要强调通过中美合作来维持航道安全，而不是去破坏航道安全。

其二，岛礁主权和美国无关。我们要解释清楚，岛礁主权是我们跟其他声索国之间的纠纷，跟美国没什么实质性的关联。再者，在岛礁方面，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所谓的“扩张野心”是西方思维，是西方一些人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主权，而不是要扩张。我们没有说整片南海是我们的。至于岛礁主权，我们要跟其他的声索国通过双边的谈判来解决问题，并且现在也出现了积极的势头。

其三，提供国际公共品。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要强调我们所进行的一些岛礁建设，是一种民事建设，我们并没有进行过度的军事化，现有的军事设施只有最低限度的防御功能。在南海，中国可以扮演更好的角色。在这些岛礁建设好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岛礁提供区域和国际的公共品，即公共服务，以保护海上航道安全。

第三，处理朝鲜核危机。

特朗普现在强调的是，到今天为止朝鲜核危机的解决途径已是完全失败。我们当然不会承认完全失败，但我们应该承认这个问题的确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至少以前的方法不是那么有效。中美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多讨论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完全可以自信一点。我们今天对朝鲜的制裁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硬了。中国应该和美国共同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维持半岛的和平安全。我们在朝鲜问题上不能再做旁观者了，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问题。无论短期来看还是长远来看，朝鲜半岛可能都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

在朝鲜核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与美国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抵制的态度。如果美国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中国也可以尽量跟美国配合，只要该军事行动不影响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可以以更积极的态度去配合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当然，中国也可以要求美国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帮助中国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怎样，这都会是双赢的，因为朝鲜核问题发展到今天并不是朝鲜本身的能力所致，而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所致。或者说，朝鲜核武器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过去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有效的协调。两国都有能力各自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但两国选择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就是今天的情形。从某种程度上说，解决朝鲜核问题也是今天中美两国合作的一个机会。

第四，维持台湾海峡和平。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不管谁执政，中国大陆绝不可能给台湾任何“台独”的空间。中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没有退让的余地，这个是中国和美国历届政府都要说清楚的问题，今天也要跟特朗普政府说清楚。在美台军售问题上，因为有美国《美台关系法》的存在，中国尽管不可能完全切断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关系，但可以争取的是想办法说服特朗普政府不要把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美国如果毫无理性地和台湾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只能加速强化我们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加速发展我们统一的能力。

总体上来说，所有这些问题既是中美潜在冲突的领域，但也是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我们要强调和美国双边合作所能带来的利益。两边合作的话，什么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两边不合作的话，两个大国都会是牺牲者。

在一定程度上说，今天中美两国实现G2的机会要大于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外交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他是一个以意识形态治国、治理国际关系的政治人物。希拉里·克林顿也是这样。特朗普时代，客观条件要求美国做出现实主义的调整。现实主义表明美国要弱化往日的意识形态。特朗普不是个传统的政治人物，他本质上是个商人，会比较实事求是。尽管美国的既得利益仍然抱意识形态，但特朗普对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的好感，相信他也不会抱残守缺。对中国来说，做得好，这便是一个机遇。

＊ 本文作者系郑永年教授，文章首发于正角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