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营与皇宫的距离 争议回族穆斯林移民

在中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或者干旱缺水，或者地表水渗漏严重而无法使用，或者高寒阴冷、有效积温不足，或者山高坡陡、水土流失、灾害频繁。其中最典型的区域是中国西南部的喀斯特地貌区和西北部的“三西”地区【编者注：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并称为“三西”】。

宁夏南部的西海固，作为中国贫困程度最深的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便是“三西”中最为典型的构成部分。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沙漠化，同时抓住国家农业专项建设的政策机遇，宁夏自治区从1983年开始，先后实施了4次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搬迁。也即，吊庄移民、扶贫扬黄工程移民、中部干旱带县内移民和“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原籍腾出的土地全部进行生态修复。

宁夏规模浩大的生态移民，在外界产生了南辕北辙的两种评价。（图源：多维记者/摄）

其中规模最为浩大的生态移民，却产生了极为分裂的两种评价。在《纽约时报》长达六千余字的报道中，所谓的生态移民充满着政府强势搬迁、村民弱势抵抗的不和谐因素。相较于此前近乎皇宫的田园牧歌式生活状态，整齐划一的移民新村更像是难民营。

于民众，“这些曾经在广阔的山丘地带放牧绵羊和山羊的人们，现在感觉像是被圈起来的动物，没有活力，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于宗教信仰，“设计新房子的官员把马桶和淋浴安装在同一个卫生间里，这对回族穆斯林来说是一种冒犯”；于官员，“官员拆掉了迁出家庭的住房，还惩罚那些留下不走的人，拒绝翻新他们的住房或为他们建养殖圈棚，不给他们提供自来水，以及养羊、养牛的补贴。”于环境保护，“中国的安迁政策至少部分是为了控制少数民族人口，而官员们则可能利用环境原因作为一个幌子。”

紧随其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刘成良以实际调研中的所见所闻，逐个击破了《纽约时报》的“谎言”和“阴谋论”。因为不仅根本就不存在政府强制搬迁的问题，而且政府在安置过程中对于民族习俗非常重视，细致得考虑到了伊斯兰不同教派的信仰问题。“在村庄中调研多天，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村民抱怨政府不尊重穆斯林的问题，并且在各级政府的大力帮扶下，移民都获得了很多帮扶资源。”刘成良通过对生态移民带来的便捷交通、良好教育以及方便的水资源供应以及当地官员鞠躬尽瘁等的褒奖，不由分说给移民新村戴上了又一顶流光溢彩的帽子——别墅。

究竟是难民营，是皇宫，还是别墅，或是其他？居于其中且每天感受整个村落温度与节拍的移民者最能解其中况味，也没有人比他们更希望走出贫困。

真实的“生态移民”

千百年来，宁夏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开发史。秦汉时期，军事移民的盛行有效抵御了外族的入侵；进入唐宋，党项民族的两次内迁最终成就了强大的西夏王朝；元代，大规模政策性移民迁入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开发；清代，政治引发的强制性移民奠定了今日宁夏地区回族的分布格局；新中国成立之后，宁夏的重大移民事件主要包括建国初期的支边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生态移民。

当下争论最多的，正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启动的生态移民工程。根据《宁夏“十二五”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规划》，“西海固”连同宁夏中南部的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被确定为9个扶贫开发重点区县，国土面积达到了4.3万平方公里，占到了宁夏的65%；人口256万人，占到了全区总人口的41%。但是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协调。

宁夏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加速了移民工程的启动。（图源：多维记者/摄）

以问题为导向，宁夏自治区政府把移民作为解决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群众生存和发展的扶贫举措。换言之，之所以启动这项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一方面为的是化解愈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改观民众生活水平的考量。

因为工程浩大，又无现成的经验可循，所以各种问题与矛盾也随之产生。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土地问题。在山区，虽然是靠天吃饭，但每家每户都有大量土地可以耕种，基本的温饱也能保障。但搬迁之后，因为可灌溉土地有限，所以每家每户分到的土地少得可怜。有时候为了争水，甚至发生新户与老户的冲突、斗殴。

以同心县高岭新村为例，这里的村民大多是从窑山搬迁而来的。在搬迁之前，政府承诺给每户人均1.25亩土地，但搬迁后发现，所谓的“土地”不过是一片荒山。不仅路不通，而且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在民众不断上访的重重压力下，当地政府勉强给“修”了一条路，但始终有渠无水。久而久之，当地村民也放弃了表达诉求，将土地直接撂荒，选择“认命”。

可生活总得继续，所以外出打工成了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起先，习惯于传统农业模式的村民从中尝到了甜头，但最近三五年，随着经济低速发展转入新常态，外出打工这条路也越来越艰难——不仅每年的工期严重收缩，原来长则八九个月，短则至少半年，而现在最多只有三四个月，少则一两个月，而且每天的工钱也大打折扣，从原来的每天120元左右降至80元甚至更低。

住在高岭新村的康富贵，今年41岁。自5年前从康家湾搬到新村后，便开始外出打工。儿子辍学后，也加入到了打工的队伍中。父子两人每年的收入，只有不足两万元。在移民房的旁边，康富贵盖了新房，但只是搭了架子，还没有门窗，墙体也未粉刷。“最主要的就是没钱，没有钱就寸步难行。”喜欢抽烟的他一边抱怨一边吐吞着手里的烟。

除了工期收缩、工钱骤减，身为回族穆斯林，外出打工同样面临窘境。“在宁夏自治区范围内没什么问题，但走出去常常会被拒绝。本来活儿就少，这样一来更难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顾姓老阿訇抱怨着。至于为何会被拒绝，在同心县流传着一则“一只老鼠害一锅汤”的故事：2008年前后，几名回族穆斯林外出打工者闹事，结果事情迅速传播开来。为了避免招惹麻烦，外出打工的回族穆斯林至此被拉入了“黑名单”。

如果说土地问题、外出打工的窘境是生态移民过程中的存在的普遍问题，那么由移民房质量而导致的问题，在带有个别性。同为移民新村，政府补贴与农户自费数额也相当，距离只有40分钟车程的高岭新村与惠安村相比，不管是公共服务设施还是移民房质量，都无时无刻不再控诉着这项“豆腐渣工程”——上学需要跑到三公里之外；村里没有一家卫生院；房屋上的椽子很细，就像是锄头的杆；屋顶只是盖了一层厚厚的干草，下雨的时候很容易被冲掉；门窗是木制的，很薄的门板和窗架；电线都是零时搭起来的，不小心很容易触电。

在高岭新村，村民们习惯于将移民房统称为“共产党的”。这样的指代背后，少了本该有的感恩戴德，多了几分抱怨与不满。而这样的抱怨与不满，体现在行动上，便是无可奈何的翻修，或是另起炉灶。于是在每家庭院里，“共产党的”与借钱重建的大房子形成鲜明对比。更有甚者，直接将“共产党的”推平，在原来的地基上重新盖了同等大小的平房。

“现在还是在过窑山的日子，房子也禁不起折腾，每次只要刮大风，心里就会毛毛的，害怕房子被风卷跑了！”这是从窑山搬来高岭新村的马长民2009年的无奈感慨。7年之后的今天，除了移民房旁边多了自建房之外，问题如旧。当地村民有“喝着矿泉水、住着蓝天宾馆”的戏谑、调侃。而所谓的“蓝天宾馆”，意思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蓝天，足见房屋质量之差。

害死人的官僚主义

将这些问题、矛盾以及抱怨放大，支撑起了《纽约时报》的结论——“无望的迁徙”。但进一步透过“无望”的现象看本质，这些问题和矛盾却带有某种宿命论般的必然性。而导向这种必然性的部分原因，又让刘成良后来的反驳文不堪一击。

首先是当地官员习惯性的“一刀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移民工程，牵扯人数之多、情况之复杂世所罕见。单以吴忠市下辖的同心县为例，1972年，这里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83年,又被中国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截止2013年底，该县辖7镇4乡2个管委会，170个行政村，总人口接近40万。另据吴忠市同心县扶贫开发办主任马希丰介绍，近8年时间，同心县县内共建设20个移民村（点），县内外共计搬迁安置移民2.6万户近11万人。加之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所以县城周边山区里每个村落的情况并不全然一致。

但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量，或者只是“图省事”，当地政府以“统一标准”对周边山区村民进行了整体性搬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所做的调研显示，有多达30%以上的居民起初并不愿意搬迁。可为了退耕还林项目的推进，当地政府对原来的村落实行了“彻底清理”——房屋推倒铲平、断水断电断路。这样的做法，不仅断了已经搬迁村民的后路，同时也逼迫着本不愿意搬迁的人走出大山。

“要我说，就不该搬。现在也回不去了，房子都被推掉了。”高岭新村的村支书康有才虽然一开始在电话中并不愿意谈论太多，但见面之后，还是很细致地讲述了高岭新村面临的问题，语气中从始至终贯穿着怒气与愤懑。

其次是“新官不理旧账”的官僚主义遗风。从启动生态移民搬迁至今，同心县各级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当初制定或审批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或调离或升职，早已不在原来任上。新上任的县一级官员，任谁也不愿意碰触这只烫手的山芋。

“这个村很尴尬，搬之前属于同心县，搬了之后划到了中宁县。老百姓反映问题，去了同心县说归中宁管，去了中宁县说归同心管。既然没有愿意管，那当初为啥还要搬？”这是康有才和数十位村民反复说的一段话，也是他们无数次上访过程中得到最多的回答。

搬迁之前的村落，虽然断水断电，依然有一些人为了生计在坚守。（图源：多维记者/摄）

从窑山搬来高岭新村9年之久的康伏春，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员。当初为了向政府反映房屋质量问题，康伏春想尽了各种办法——从简单直接的组织村民上访，到邮寄房屋塌陷的照片及文字材料给宁夏自治区书记，再到直接告京状，最后都无功而返。“一次次折腾，一次次失望，最后作为老百姓也只能认命了。”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康伏春，现在常年在上海等地打工。但回想起当初的努力，以及种种遭遇，还是有点不甘心。

12月16日，宁夏吴忠市原市委常委张兴斌涉嫌受贿案一审宣判。根据固原市中级人员法院发布的公告：被告人张兴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担任宁夏中宁县县长、县委书记和同心县县委书记的职务便利，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

听闻这一消息，当地民众拍手称快，但同时也深谙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何况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很难依靠一人的落马而得以改观。刘成良在反驳文的最后描绘出了一幅正能量满满的图景，与现实官场中的压榨与盘剥形成激烈对冲——当我夜里十点多整理完当天的调查笔记时，发现村委委员李晶还在办公室汇总扶贫工作的材料，四岁的儿子陪在一旁，在妈妈的怀里就这么等得睡着了。

诚然，这应该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样真实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却很难以依靠煽情的方式予以消解，甚或部分地缓解。马希丰更愿意将这些问题与矛盾的产生归结为“建设者、管理者、使用者三者之间职责与利益划分的混乱。”以民众反映最为普遍的吃水问题为例，如果建设者能够对管理者、使用者负责，管理者、使用者明白各自的职责所在，那么这项工程操作起来也不至于有那么多问题。

此外，马希丰还特意提到了作为使用一方的民众自身的“观念问题”。“因为都是从大山里搬出来的，民众对水资源是商品没有概念。管理者看水表收费，使用者压根儿没有这个意识和共识。你去收钱，能收来吗？”

“观念”的水位

说到底，都是“观念”惹的祸。新官为何不理旧账？当地政府为何对老百姓的合理诉求充耳不闻？民众为何想当然地认为交水费不合情理？更进一步来看，宁夏的自然生态何以被破坏至此？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战为何多数停留在“等、靠、要”的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都是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作祟。

一个更好的社会，更好的制度的降临不是“自动”的，观念的变化是必要环节。不管是握有权柄的官员还是相对弱势的普罗大众，都是如此。对官员来说，“一刀切”的简单粗暴也好，“新官不理旧账”的官僚主义也罢，不过是陈旧观念下的必然选择，或者与选择无关的下意识作为。

也因为这样，所以即便当地政府在拔除“穷根”上因地制宜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以及就近劳务安置就业等，最终也因为源头上观念的偏差而难以让民众感恩戴德。

一位不愿透明姓名、长期研究宁夏生态移民的研究员，也对当地政府直接断了村民后路的做法表示不理解。“保持流动性至关重要，直接将原来地方的屋舍推倒，等于终止了再次流动的可能。而所有问题的产生，最终都或多或少与这种流动性的戛然而止有关。”

站在民众的立场，“观念”的影响则更为深远。首先，在宁夏中南部地区，以农为本的观念决定了农民的生活模式，土地也自然而然成了他们获取安全感的唯一渠道。所以，一旦土地数量被压缩，民众的不满情绪便会喷薄而出。在山区，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勤劳来无限制地开垦荒地、养羊放牧，当然，这样的过度开垦和放牧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但移民搬迁后，虽然多数不再靠天吃饭，而是变成有保障的可灌溉田，但数量的急剧收缩还是严重冲击着民众的固有观念。而这种固有观念的根深蒂固，也从民众只知道延续以往的模式中得以最大限度体现。

虽然搬来了新村，但作为回族穆斯林的信仰仪式如旧。（图源：多维记者/摄）

改变，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风险。惠安村支书杨登海从村民的墨守成规中看到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这是懒人和能人的区别，同样也是村里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毕竟科学种田才是出路，而科学种田又需要打破传统模式。”

其次，受文化宗教和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民在生育方面的观念还停留在封建社会，而且重男轻女现象非常严重。以同心县为例，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人，每个家庭的子女数量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而且常常能见到，一个家庭里四五个女孩，最小是男孩的情况。

当地民众对此也毫不讳言，“生这么多就是为了要个男孩，因为养儿才能防老，才能传宗接代。”虽然儿子长大后娶媳妇的数万彩礼钱，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不可承受之重，但与传宗接代相比，也变得可以忍受、可以接受。

因为子女众多，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势必难以周全。现年38岁、在王庄子小学坚守了5年的金校长对此颇有感触。“现在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以为就万事大吉了。家庭教育跟不上怎么办？人们常说，现在的孩子是共产党在养。因为教育免费，还有免费的早餐、晚餐。但家庭与学校、社会与政府不是应该各司其职吗？对家长来说，认知水平还是有待提高，观念脱盲比知识脱盲更重要。”

马希丰反复提及的，也是观念的问题。“西部地区是缺少资源吗？不是！是缺少资金吗？也不是！是历史、文化、教育的牵制太多。如果有人说移民的路走错了，那不是对移民的否定，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负责任。生态移民最大的效益，就在于提高了人的整体素质和观念，进而影响社会的进程。”

而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马希丰也有自己的一套辩证法理论。在其看来，保护自然和环境，不需要大型的人工工程，只要以自然之理修复自然，就是最快捷的方法。“只要停止了人为的破坏，生态改变是非常快的。”临末，马希丰引用了一句名言，“人类所到之处，留下的是一片荒芜”，用以说明什么叫“着意栽花花不发，等闲插柳柳成荫。”

虽然观念可以成为解释现有问题以及寻求未来出路的存在，但观念水位的些许上升却是何等艰难！何况对中国这样一样有着数千年封建礼教束缚，且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国家，每一个观念桎梏的破除都近乎刮骨疗毒。所以很多人才更愿意将希望寄托于三代人甚至更远，因为这样就可以免除当下的恐惧，也可以对未来存有无限憧憬。

吃水问题，一直是困扰宁夏同心的大问题，生态移民之后也未能彻底解决。（图源：多维记者/摄）

似乎也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已经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

这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在《观念的水位》中的一段表述，放在此处也未尝不可。的确，面对宁夏生态移民这项世界最大的工程，不必急着“绝望”，因为“绝望”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本身可能蕴含着积极的力量，也不必简单以“难民营”或是“皇宫”去盖棺定论，何况这样的定性背后有太多的先入为主和观念主导。

也许，不管是官员还是民众，也不止于宁夏自治区，人类社会是时候回归到生态移民的起点，认识到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了。这是观念水位上升的起点，也是避免悲剧发生的关键。

至于生态移民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则是另一场与观念有关的硬仗，而且是持久的。能否最终打赢，是否真的需要等上三代人，现在还是未知数。但目前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官员继续不理旧账，民众依然抱残守缺，即便通过生态移民将身体强行拉出了大山，压在头顶的那座“大山”永远也走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