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失败的千年大计 雄安考验中南海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中共在2017年4月的第一天突然之间给了中国一个“未来的期许”，不过这或许只是“民意的误读”。

中共官媒新华社通稿中，直接定义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却没清晰地告知中国大陆民众——同为“新区”，深圳、浦东与雄安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几乎在“成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发布后，中国大陆的冒险家和淘金者们蜂拥到新区划归的三县雄县、容城县、安新县试图炒房淘金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府不惜采取一切行政手段进行封堵的行为，使得成立雄安新区的“历史性战略选择”从一开始就变得颇具“解构主义”的意味。一个政治意义大于经济的意义的“新区”，在官方话语模糊的状态下，有意无意间挑动了民意的兴奋点，却也埋下了一个伏笔——中共要为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负责。

观察人士称，某种程度上，雄安新区可以视作中共执政68年来，领导力、规划能力以及执行力达到何种标准的“试金石”，是集大成者，抑或仅是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很快会有答案，并不需要等待“千年”。

深圳与浦东——试错的“新区”

雄安新区是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中共为其赋予了更加有导向性的名头和说辞，是“首个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成立的国家级新区。”

夹杂着丰富政治蕴意的名头和说辞，当然是早已安排好了的——这和“80年代的深圳特区”、“90年代的浦东”特区完全的不同。

深圳特区的出现是源于1970年代末，中共政治强人邓小平的强势复出。在邓小平的眼中，“试错”是共产党人为中国寻求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一条强国之路。邓小平为了鼓励中共官僚勇于尝试经济改革，而发表过著名的“摸石头过河”的言论。

1980年，与深圳同期被列为经济特区的还有广东的珠海和福建的厦门；随后的19981年，广东汕头也被列为经济特区。

美国媒体曾经调侃过邓时代的中国经济特区，“举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的是资本主义的路子”，而邓并未否认这样评语。邓在1992年以“政治老人”的身份到中国南方“巡视”时训诫中共干部，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姓“资”姓“社”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

在同期成立的几个经济特区中，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让深圳终于完成了邓当年设想的“使命”。1997年，遵循邓的“一国两制”政治设想，香港回归中国大陆，深圳也渐次转型。历经近20年的时间，深圳不在依靠香港的“优势”而凭借类似于中国大陆互联网企业巨头腾讯（Tencent），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华为（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无人飞行器大疆创新（Da-Jiang Innovations）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存在，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为中国的一线城市。

1990年4月，中共对外宣称“将对浦东开发开放”，1992年10月浦东新区成立——这也是中共用“试错”的方法做出的一次“大胆地尝试”。中共试图借助上海在1949年之前曾是亚洲金融中心的历史，重新吸引世界范围的资本再次进入到中国——这一次，也成功了。

分析指，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出现，说到底都是“自下而上的选择”。邓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历经毛时代的10年“文化革命”，求变全民的需求，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深圳和浦东的成功，是有“历史的巧合”因素的。

一份极富挑战的“答卷”

在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后，中国大陆的舆情出现了官民“两层皮”的现象。

陆媒不吝笔墨从各种角度论述雄安新区是中国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而在中国大陆网络社交自媒体平台上，除了质疑雄安既无深圳当年毗邻香港，也不具备“浦东当年诱惑外资的历史窗口期”外，一些经济观察人士困惑于天津滨海新区（Binhai New Area）的不温不火——这曾是被誉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而当下的现实是滨海新区逐渐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中被边缘化了。

不仅如此，舆论还对河北唐山曹妃甸工业区的败落提出了质疑。2005年2月，距离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核心办公区不到20公里的首都钢铁厂，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开始搬迁到曹妃甸，并由此规划出曹妃甸工业区，但不到10年的时间，陆媒报道称，“曹妃甸几近沦为空城”。

观察人士认为，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出现都是迎合了中国经济内在动力的需求，而在中国大陆的北方，北京是政治中心。这个共产主义主义国家强调的是政治与意识形态，“京津冀一体化”或者“环北京经济圈”都无法回避北京是政治中心的事实——这就不可能复制深圳和浦东的模式，甚至不可能用这两个特区的思维来考量雄安。

分析指，4月1日以来，从中共党媒释放的信息看，雄安新区不过是中共最高层转移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压力，将“多余的央企、高校等非政治性机构人员分流到雄安”，雄安承担的不是经济特区的角色，而是政治新区的角色。

舆论也试图用1790年美国成立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Washington, D.C.）的例子来论证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或许是在将北京四环内打造成一个“政治特区”。不过，“并不现实的”这个推论也很快被推翻了——华盛顿特区（D.C.）是拔地而起在规划图上建立的新城，而北京四环内已经没有被改造的空间了。

雄安新区与过往中国曾经18个国家级新区的最大不同是，这个是最高领导人亲自选址敲定的，是真真正正自上而下成立的“新区”。而集体领导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一直被中共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这些因素迭加后，无形中让雄安新区变成了一份极富有挑战性的答卷——中共自1949年执政后近70年的决策能力、执政能力、执行能力都会在雄安新区这里一览无遗。

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民众习惯于“遵循共产党的领导”，雄安新区的成立的确是一件大事。雄安作为一块“试金石”，新区是否能够担当起中共赋予的“历史使命”，并不需要“千年”的检验，未来的5年，或是10年，舆论就可以尝试着给出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