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 中共的一次忠诚检验

中国大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历经30年后，“先在党内公开”已经由设想变为现实——至于距离“向公众公开”还有多远？舆论认为，无论基于何种原由，中共有勇气先从内部尝试，显然是个不错的开始。

中共党、政两大核心办事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4月19日联合发布《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文中突出“要求党政官员报告家事、家产情况。”

“忠诚”在中共18大以降，被认为是党内“热词”，而19大甚至到20大期间，中共有进一步强化“忠诚”的态势。（图片来源：多维记者/周聪）

政治观察家们称，“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被认为是中共政治改革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步，当局在30年的犹豫期内没有勇气解决的问题，现在终于决定先行在党内公开。

中共的这个决定虽然无法脱离传统的政治语境——要求“领导干部老老实实地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党”，但不可否认，这是中共党内透明的一次进步，虽然距离舆论期盼的“官员财产透明”、“官员财产向公众公开”尚有距离。

效忠：须毫无保留

分析指，此次中共要求“领导干部家事、家产上报”的初衷，虽然指向了政党内部宣扬的“向组织和领袖效忠”，不过，终于在事实上回应了30年的舆论呼声——中国大陆真正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党内公开毕竟是个积极的信号”。

舆论更期待的是，借助于“党内公开”的惯性，能够自然过渡到“向公众公开”的最终理想中的结果。

中共此次发文让人颇有意外之感，实际上，中国大陆经历了近2年多的舆论沉寂期——从2016年的中共年度立法会议——全国两会开始，那些参会的人大代表突然在“官员公开财产”的议案中和分组讨论中噤声，要知道，这个话题一直是近年10年来人大代表们吸引媒体关注的不二之选。

观察人士称，不仅是社会舆论，在中共内部亦有持续声音推动官员公开财产的制度形成，但内部持有抵制观点的阵营显然更有能力控制局势。

呼吁“官员公开财产”，舆论为何进入沉寂期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中共的人大代表“失声”后，中国大陆的律师成了“接力者”。报道称，近年来，不断有的律师曾因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当局指控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而一些中共眼中的“民运分子”也曾因相同的行为而被判刑。

政治观察人士称，此次中共高调发文与2016年六中全会的思路一脉相承，通过制度化限制领导干部权力并要求效忠“党的核心”是十九大前中共的“首要政治”任务。这是中共自延安时期就已形成的政治“潜规则”——统一党内认知前，党的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向组织毫无保留地效忠，这其中就包括家事、家产。

中共吏治思维中，防止官员腐败和领导干部完全听从组织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把官员的家事、家产事无巨细地上报组织。这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是“有效限制官员贪腐”的策略。（图源：VCG）

党的“硬性处理”

在“官员公开财产”的认知上，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的思维并没有得到彼此的理解和认同。

虽然在官员公开财产的制度层面上，美国及欧洲国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可循，甚至是香港亦有完备的制度作为先例，而中共认为，民间的想法与党内的现实有着极大的差距。

2015年，中共党魁习近平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时，回答了“中国是否会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

习近平称，“关于官员财产公开，我们在2010年就通过有关规定，将领导干部收入等涉及财产性内容列入个人报告事项，每年定期抽查核实，现在核实的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对不如实报告的人，我们有硬性的处理措施。”

当时，有分析指，“财产公示和必须报告，是两件不同事情。习近平这样说法，等于否认官员特别是高官财产应公开这个百姓长期发出的呼吁之正当性和必要性。”

不过，亦有分析人士称，习近平的表述正说明官员财产公示正在推进中，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一步一步来。

政治观察人士指，中共党内语境中的“忠诚”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效忠”虽有差异，但重叠部分基本一致。不可否认的是，效忠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品质，中共最高层在获得领导权后，重新沿袭毛泽东时代的“效忠观点”，有意识地强化了党内“领导干部要对组织忠诚的概念”。

“忠诚”在中共18大以降，被认为是党内“热词”，而19大甚至到20大期间，中共有进一步强化“忠诚”的态势。

有分析指，中共吏治思维中，防止官员腐败和领导干部完全听从组织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把官员的家事、家产事无巨细地上报组织。这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是“有效限制官员贪腐”的策略，现在中共高层重新使用这个策略，用“硬性处理”的方式来检验官员对组织的忠诚，也同步“实现官员财产党内公开”的目标——这是中共党内透明的一次进步，虽距离舆论期盼的“财产透明”有所距离，却已无限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