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永康到张越 被终结的“政法时代”

在某些政治观察人士的眼中，中共政坛的“政法时代”被终结了的标志——是被称为河北“政法王”张越的落马，而不是前中共权力核心7个成员之一的周永康罪行曝光。

就在舆论广泛关注，在美国的中国“隐秘”富商郭文贵媒体直播节目被“腰斩”之际，北京时间4月20日，中国江苏省常州市的地方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一案。陆媒公开报道称，张的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57885012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5美元）。

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未披露过曾经发生或存在过“政治颠覆”，但近几年来，舆论场中充斥着各种类似的传言，并且张越也在“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中扮演了相应的角色”。在中共内部信息一贯不透明的政治惯例下，虽然张越这位被陆媒称为“河北政法王”的政法委原书记的罪名是“受贿”，却有观点人士认为，张越曾经身处有“呼风唤雨”的政法系既有不可宽恕的政治罪行，又有“政法系”出身的原罪。

骄横的“政法王”

2016年早些时候，据港媒披露，在周永康落马后，河北“政法王”张越仍被死保无事，还差点当上国安部长。

据中国大陆网站腾讯（tencent）《棱镜》报道，一直到张越落马，类似传言流出已将近一年，中间几经反复。有河北公安系统人士的说法透露，张越为人极其嚣张，从不避讳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早在2009年，中纪委就曾入驻河北对张越进行调查，但最后不了了之。

河北政法委原书记张越被查(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目前，还无法考证出是哪件事情最终成了中共处置张越案件的“最后一颗稻草”。不过，2016年底，中共最高法院声称“聂树斌案中的当事人聂树斌无罪”后，陆媒公开报道中讲述了“张越作为河北政法委书记左右了对该案的处理结果，甚至挟制最高法不得改判聂树斌无罪。”

1994年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1995年是中共的“严打（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期，嫌疑人聂树斌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定罪并被判死刑，聂树斌案被舆论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冤案之一，是中国大陆“严打”期司法不公正的代表性案件。

时任河北政法委书记的张越对该案曾有批示“不得翻案”，导致中共最高法不得不将聂案的复查、覆议权从河北高院移交给山东高院。

在中共18大前政治体系的惯例中，张越干预司法的行为在党内看来并无不妥，但在习近平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后，中共内部的“政治游戏规则”已经被改写、重置，张越的骄横状态并未收敛，政治上被舆论视为“周永康政法系昔日红人”的张越最终在中共法庭上承认自己受贿1.5亿人民币，并忏悔称，“对党纪国法缺乏敬畏，触碰带电的高压线，最终一定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人身自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买单。”

政治观察人士指，从张越被陆媒“河北政法王”那天起，就已注定其命运的最终结局——中共必须自己终结“政法时代”，而别无选择。周永康被清算也只是中共内部整肃的开始，持续了近4年的时间后，对张越的审判才是中共彻底终结“政法时代”的收尾。

无法回避的“政治基因缺陷”

张越能够成为“河北政法王”，源于中共权力金字塔的构成因子中，政法系统的权力被放大的结果。

中共有着自己的独特政治生态，在习近平获得党内最高领导权力之前，中共党内各级权力机构中都设有“政法委书记”的职位。组织赋予了这个职位可以辖制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武警、国安等党内、政府机构中所有的与法律相关的部门和国家暴力机器。

周永康进入中共最高权力层后，其分管的政法系统在“维稳”的思维中，虽然维护了中共执政的状态，但不断被放大的权力却也为后来接任中共最高领导权的继任者带来了麻烦。

周永康滥用者权招致祸端（图源：Reuters/VCG）

政治观察人士称，中共内部对“政法系”有着清晰地判断，政法系统的权力集中和放大甚至威胁到了中共“党指挥枪”的政治底线，武装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在政法系统，加之中共军队中郭伯雄、徐才厚的因素存在，中共最高层对政治体系中“政法系”的处置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状态。

在对“河北政法王”张越进行公开审判的同时，近期“隐秘”富商郭文贵直接挑战中共当局，其中重要理由就是“政法时代”自己遭遇了太多的“不公”，而且与当时的“政法系”有着直接的关联。

有观点人士指，郭文贵在美国的一系列“爆料”言论还无法被证明是事实，但“政法时代”因政法系的权力扩张导致政商勾结的状态是中共政治基因中无法回避的“缺陷”，舆论倾向于支持中共高层对“政法系”的整肃，并认为还需有进一步的勇气持续地完成中共标榜的“党内自我净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