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事因制：中共的一场自我修养

中共经过5年时间的经验积累，对党内的“自我修养与净化”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例如“如何消除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产生”，中共给出的成熟解决方案是要聚焦“人、事、因、制”。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近日称，“力克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是净化政治生态的有效途径”，并指，前任天津市主政官员黄兴国曾是天津是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盛行的“主要污染源”，而现任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亲自挂帅，聚焦‘人事因制’，以刮骨之勇、雷霆之力推进整改。”

李鸿忠在履职天津市委书记后，数次公开发表向中共中央表忠言论，被舆论认为“仕途看好”（图源：VCG）

有观点人士指，中共18大以来的反腐行为，更多层面上可以理解为是在“整党”，而中共在1949年之后经历过太多次的内部政治“运动”后，有意将“整党”替换成为“党建”——更倾向于在感情色彩上富有“积极性”的词汇。天津官场用“人事因制”的对策消除中共所摒弃的“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很可能会当做“党建教材”，因其具有“一定的体系性”，在中国大陆官场普及后或有利于吏治。

遭到痛批的“圈子文化、好人主义”

中共党媒引述天津现任主政官员李鸿忠聚焦“人事因制”，并且“以刮骨之勇、雷霆之力推进整改”，看似“人事因制”是一个词汇，实际是“四位一体”的方法集合。

这与中共是个“理论型”政党有关。“圈子文化、好人主义”被中共最高层定义为天津官场出现的主要问题的两个极其具象的标签。

黄兴国在以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的身份被中共纪律检查部门调查后，又被移送中国大陆的司法机关，陆媒统计的数据是，“黄已经代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达20个月，担任市长8年零8个月。”

中共纪检部门认定，这期间，黄有“严重违纪”的行为。

陆媒在随后披露的信息中称，李鸿忠在成为天津市委书记后给天津“从四个方面给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画像’，严肃指出对天津政治生态的严重危害。”

“直接挑战中央权威；直接挑战党的原则；党性弱化、在政治上不敢担当；影响政治生态，已成不可容忍之痛”，李鸿忠在定义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的种种危害性后，同时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抓住“人事因制”，动真碰硬。

中共的纪检专业媒体《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为李鸿忠提出的“人事因制”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解释。该杂志报道称，天津的做法是，“人，就是要具体到人，主要是第一责任人。对发现的问题一查到底，见底、见人。事，就是要具体到事，要敢于亮丑，把问题摆准、摆透、摆到位。因，就是深挖根源、触动灵魂，对照党章党规深查细查，敢于下手术刀，不怕疼。制，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章立制，堵住制度漏洞，强化刚性约束。”

政治观察人士指，将上述政治语言还原为更为通俗化的表述是，中共直接用“四位一体”的思路定义出如何防范“党内出现圈子文化、好人主义”。在中共的思维中，处理人性之恶与党性原则的冲突时，“四位一体”缺一不可。

原天津市长黄兴国因曾在宁波工作过并与习近平有过工作方面的交集，一度被视为天津市委书记的人选（图源：VCG）

很显然，中共的党媒认为，天津在处理“党建问题”时，完成了一种更加务实的“理论创新”，因为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天津的党政干部正在运用‘人、事、因、制’的理论而剖析自己，天津官场的整改达到了目的”。

政治生态：中共构想的平等相待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2016年底曾专门撰文分析指，在中共内部“圈子文化、好人主义的产生，从人、事、因、制上看：人是主要负责人，事是见不得人的事，因是私欲和利益，制就是纪律问题、党性问题。”

观察家们更倾向于解读为：中共在化解人性和党性冲突时触及的4个维度——一些被中共纪律检查机构认定的高级领导干部（人），有违背党纪国法的行为（事），动机是满足自己的个人欲望和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因），而置党内组织纪律和党性于不顾（制）。

中共党内的理论家们显然是认同“4个维度”的说法，认为中共推出“人、事、因、制”政治词汇的背景和现实意义是——需要从这“4个维度”制衡“人性丑陋的欲望”——这样符合中国共产党一贯宣扬的“用自我斗争的手段压制私欲”的传统带有“教旨主义”意味的政治手段。不过，中共将上述改变党内干部思维的手段叫做“党建”。

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表明，中共有意通过“党建”的手段达到净化政治生态的目标。

2014年3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参观河南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馆，焦裕禄被认为是中共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是“好党员、好干部”，中共党媒称，1964年焦裕禄“因积劳成疾而去世”（图源：新华社）

这几乎是习近平在真正掌控中共最高领导权后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习近平的眼中，“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而天津以及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党政机构中，党内的关系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习近平称，这是党内出了“封建依附那一套”，因此，中共“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

政治观察人士称，中共在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时，就以“平等”两字吸纳更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加入，而解决“党内平等相待”是中共建党后持续了90多年的政治难题。习近平提出对党内“圈子文化”存在的问题后，李鸿忠在天津提出用“人、事、因、制”四位一体的理论解决，或许已经接近了中共构想的理论中的政治生态——毕竟“党内政治的清明”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外化，才能够被外界和民众真正的感知的。

有观点人士认为，中共有勇气承认党内的高级干部在人性和党性方面都存在缺陷，并认为“政治生态”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尝试着用“党建”思维去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党内”的组织性事务，或许需要用更加开放的思路引进党外监督力量，帮助中共完成“自我净化”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