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歧视 中南海面临“阶级挑战”

2016年，中国大陆至少有236.9万人在工作相当长的时候后，依然无法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因为这些人有着共同的身份标签——“农民工”。

农民工被视为中国一个特殊的“夹心”阶层，离开了土地却依然是农业户籍；工作在城市却无法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的福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下降。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比上年减少38.9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份报告指，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有观点人士指，中国大陆在改善农民工待遇方面，并没有真正达到统一“国民待遇”的标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只是其中的一个表征。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农民工境遇正从“阶层问题”滑向尴尬的“阶级问题”——相信这是执政党最不愿看到的状况。农民工在离开土地后，付出的劳动并未换来等价的报酬，他们不止陷于贫困，同时，“农民工”的身份标签和社会地位的“鸿沟”不消除，中共“两个百年”的目标将遇到极大的挑战。

户籍的禁锢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毫无避讳地给出定义，“所谓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有观察人士指，中国中央政府并未意识到“农民工”的定义在社会学层面和经济学层面都存在着诸多的歧视。这是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大陆施行“城乡二元制”划分，通过户籍管控人口流动策略的负效应——户籍成了确定人的社会身份和经济身份的标签。

在政治优先权获得方面，战争期间——1949年之前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内战，中共高调赋予了农民超现实的政治权力，宣称“一切权利归农会”，从而保障了足够的兵源和军队消耗粮食的来源。

中共建政后，为了在经济上迅速获得收益，转而提升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观察人士称，中共所说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现实是，农民不得不受制于户籍，只能固守土地。

中共在邓小平执政期间开始尝试着经济振兴计划——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策略，渐次为农民脱离土地创造了政策的空间。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中国大陆，形成了“国际金融风暴”的蝴蝶效应，中国长三角经济带和珠三角经济带的衰退导致了大陆出现了最大规模的农民工“回潮”现象——农民工无法继续在城市和工厂里生存，只能被迫返乡。这些农民工没有医疗保障和社会失业保险的保障，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积累的红利并没有释放到他们的身上。

分析指，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数量和经济起伏伴生，201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更让农民工失去了分享改革红利的机遇期。

“改革深水区”

数字表明，中国农业户籍的人口参与到大陆非农经济的人数逐年增加的态势并没有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下行而改变。

观察人士指，中国未来不可能离开农民工而完成“改革深水区”的进程——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

1980年代后出生的农业户籍人口越来越向往城市的生活，而1990年代后出生的农业户籍人口早已抛弃了“农村”，直接进入到“城市的生存权”的争夺中。只是，他们在户籍的鸿沟面前，并没有显示出足够强大的抵抗力。

虽然“改革深水区”的提法已被“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的表述所替代，不过，中国将要面对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变化都无法让农民工“离场”。或许这是中国政府以及中共作为执政党需要谨慎处置的社会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的变化，实际上正在被中国大陆农民工自己所解构。就在不久前，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平台疯狂转载了一个名叫范雨素的农民工文章。

范雨素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里，描述了自己作为中年女性——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陆媒迅速披露了范雨素此前在一场名为“艺术家调研在北京城中村居住的农民工文学创作状态”对话中的观点：“人与人就是握手的关系，农民工与艺术家都应该是中性词”。观察人士称，这是中国农民工的“身份自觉”——农民工内心需要的是平等权利、基本的国民待遇。

有观点认为，农民工无法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也就无法拥有平等的社会责任，同时政府又急迫地需要农民工参与更多的国家经济振兴计划中——执政者需要重新厘清，这个国家的劳工地位，究竟有无必要继续用户籍来划分？

中国大陆农民工阶层正在演化成“阶级”的趋向与中共“两个百年”之间存在无法忽视的悖论。中共誓言，“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而第一个“百年”的愿景，其实现过程和结果实际上就是解决贫困问题、消除贫困人口——农民工恰恰是中国最大的潜在的贫困阶层。对中南海来说，“阻止农民工从阶层问题演化成阶级问题”俨然是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分析指，范雨素的“身份自觉”虽然来自于她的“文化自觉”——有着足够的文学阅读量的积累。不过，越来越多的范雨素出现引发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考，很可能会倒逼中国政府与执政党为农民工平权，逐渐让“城乡二元制”、“户籍”的标签消失，这种变化并非刚刚开始，一切都已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