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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垃圾围城到塑料王国,他所记录的中国

Jeremy M. Lang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王久良制作的纪录片《塑料中国》讲的是塑料废弃物产业,曾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映,今年1月份该片在网上走红,但不久就从中国的互联网上迅速消失了。

垃圾围城
塑料王国

北京——对于王久良来说,要获得名声并不困难,但是事实证明,要一直保持在聚光灯下就比较困难了。

王久良《有关中国大地的20张照片》雾霾成因
作为纪录片制作人,他的职业生涯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模式:他以环境为主题的电影和视频,在网上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之后这些作品就在中国网络上迅速消失了。

最近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今年1月的一个视频,他站在一块大屏幕之前,展示关于矿石滥采和其他环境问题的各种可怕照片,并对这些照片进行解说。在其中一张照片中,山顶已经被抹去了。另一张图片显示,为了采石,一片岩石地带被挖出了很多洞穴。

这个视频立刻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但是在发布后的四天就消失了。

在圣丹斯电影节放映的《塑料中国》,是他制作的另一部纪录片,讲的是塑料废弃物产业,今年1月份该片也在网上走红,但不久就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消失了。

40岁的王久良看起来瘦而结实,他说他不知道是谁删掉了那些视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一些不可见的力量,”他最近在北京的中心商业区一边喝咖啡一边接受采访时调侃道。

在拍摄采石场对环境的破坏这个话题之前,王久良花了过去十年时间拍摄中国基本不受管制的垃圾场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他制作了两部广受好评的纪录片,这使他成为这个问题上的专家。

第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于2010年推出,影片探查了中国首都北京周边的垃圾场。在那之前,很少有中国人考虑垃圾都去了哪里。其中人和羊群一起在成堆的垃圾里翻找东西、卡车明显随意倾倒任何垃圾却不见当局管制的场景,令大多数人感到震惊。

“那是一部十分重要的作品,是一座里程碑,”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王久良出生在在中国东部山东省一个乡村里的农民家庭,靠着贩卖手机和蔬菜攒够大学学费,直至26岁那年才进入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摄影。

2008年,王久良毕业一年后回到村里做一个拍照项目,发现当地景观已经遭到破坏,感到非常震惊。

“我小时候整个夏天都在捉蚂蚱、捞鱼。现在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小溪里还有蝌蚪和青蛙吗?没有了,”他说。这促使他质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应当由谁来负责。

对这个问题的探索驱使他关注环境问题,他开始对北京的垃圾和它们的去向感到好奇。跟随着垃圾车,他在北京五环之外找到了数百个垃圾场。他发现,这些垃圾场是不受管制的;卡车可以拉来任何东西,没有受到监督。

经过三年的拍摄——他的摩托车上显示行车里程是1.5万公里——他在谷歌地图上标出了他发现的所有垃圾场。最后,他制作了《垃圾围城》(Beijing Besieged by Waste)。

王久良说,自那以后,北京政府已经清理了80%以上的垃圾场。“我找到了一些答案。但我也开始有了更多的问题,”他说。

2011年,王久良想了解更多关于垃圾回收的信息,于是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奥克兰最大的废物回收公司之一,一位经理指给他一辆装满集装箱的卡车,里面都是即将运往中国的塑料垃圾。

“我根本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不知怎么,他的话刺激了我,”王久良说。“因为我看到这些肮脏有害的垃圾是去往中国的。”

接下来的六年里,他的工作变成了寻找和记录进口塑料废物的情况。这些发现让王久良感到震惊。数以千计的家庭作坊在露天操作,把废塑料切碎成小颗粒,出售给中国南方的工厂,再由这些工厂将其变为新的塑料制品。他发现那些塑料处理厂附近的空气与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工人在筛选废物时,没有进行防护的双手经常被针头刺伤。

“我不反对回收塑料废物,我非常支持进行回收,”王久良说。“但绝对不是这种原始的、没有任何保护的方法,这会产生更多的污染。利润和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他的拍摄地点是家乡山东的一座小镇,这里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回收进口塑料废物,一年半的时间里,王久良都住在他拍摄的两个家庭附近的一座出租屋中。他每天和两家人呆在一起,一起吃饭,有时也帮他们干活。

最后的成果是《塑料王国》(Plastic China),这是一部81分钟的影片,拍摄了两个家庭,另有一个26分钟的版本,解释了这个行业本身,以及行业链条上的每个角色,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废物供应商,以及从这项贸易中谋生的中国工人。

较长的版本是非判断性的,展示了人们在这个艰苦的行业中忍受着恶劣的环境,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仅能勉强维持生存。影片的图像阴冷惨淡:附近受污染的河流中的死鱼被捞出来作为全家人的一餐;一个婴儿出生在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的环绕中;9岁的依姐是其中一家人的大女儿,她从英文杂志上剪下芭蕾舞团的照片,只为了留给自己看。

王久良开始拍摄这部电影时,依姐没有上学,因为她父亲说不想支付学费。依姐11岁那年,王久良和该片的制片公司自掏腰包,把依姐送回四川的家乡上学。

“他们的工资很低,健康受到损害。这需要全社会的各个不同部门来解决问题,”马军说。

王久良说,塑料废物带来的利润很大,但主要是在国际贸易当中产生。

但是,《塑料王国》并不是为了批评特定的群体,电影制片人之一陈玲珍(Ruby Chen)说。她说,看到这两个家庭的生活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审视自己在这一行业中的角色。

“如果我是决策者,应当如何解决问题?如果我经营一个小工厂,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我是老板,真的有必要使用这么多塑料包装吗?”陈玲珍喝着咖啡,加入了笔者与王久良的谈话。“看过的影片的人告诉我们:‘我需要仔细考虑是否使用塑料。’”

马军将王久良的电影与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沉默的春天》(Silent Spring)相提并论,该书影响深远,在开创环保运动方面发挥了作用。“回收塑料本来应当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做得不好,就会造成二次污染。”他说。“塑料无法被降解或填埋。所以动员人们减少使用塑料是非常重要的。”

王久良说,他的作品在互联网上遭到了审查,这令他感到困惑。“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他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重视这个问题,对此作出改变。但是,如果交流渠道被卡住,我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努力意味着什么。”

尽管如此,这没有阻止这位电影制作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去做他命中注定要做的事。“他不会停止去关怀。不然他晚上会睡不着觉的,”陈玲珍大笑着说,“他不屈不挠。如果他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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