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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点评自贸区 强心针效应或延至下任内阁
自由贸易园区 （Free Trade Zone，FTZ）正在成为本届中国政府视为可推广的经济改革范式——“1+3+7”自由贸易园区(简称自贸区)的格局有可能延续成为未来新一届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提振计划之一。
近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上海称，“自贸实验区要在制度创新方面下更大功夫，要坚持立足实际，开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支持地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作为中国政府内阁中排名第4号人物的汪洋，一直被视为中国官场经济改革派人士。分析指，汪洋对自贸区的肯定，既有对现任总理李克强经济思路的支持，亦有其一贯经济改革思路的顺延。而作为舆论眼中的“下一任中国政府总理的人选”之一的汪洋，在其对自贸区的点评思路中，舆论隐约观察到，中共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决心已定，而由此不断形成的应激反应或将不断地唤醒其政治改革的意识。
汪洋在中国上海对自贸区的诸多肯定，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看，有代表中国政府内阁总结“自贸区之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作用”的意味。
在李克强的政府内阁组成中，汪洋是排名第3的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水利、防汛抗旱、扶贫开发、商务、旅游。不过，在经济政策方面，汪洋的理念显然是更贴近李克强。
成立自贸区是本届中国政府拟定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中，被舆论认为是带有李克强个人标签的一项政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简称上海自由贸易区或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也是本届中央政府力推的第一个自贸区。
2013年8月，上海自贸区成立，中国官方消息称上海自贸区的范围将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等四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
美国《纽约时报》称，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是总理李克强给中国经济打得一剂“强心针”，更被认为是重启改革的关键一步。
中国设定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也是自由港的进一步延伸，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一种特殊的功能区域。
美媒称，“作为中国大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
《纽约时报》也在报道中披露了“李克强力排众议推动设立上海自贸区”的很多细节。
颇具故事性的是该报援引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在一次国务院的闭门会议上，李克强得知其自贸区计划一直遭到反对时极其愤怒，甚至对银监会、证监会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根据李克强办公室的会议纪要，李克强就银监会的反对回应称，银监会反馈意见我不能接受。”
港媒称，对于李克强在自贸区方面“发火”一事，中国官方媒体没有任何相关报道和评论。”
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到2016年，李克强以每年一次的“高频率”到上海自贸区视察，陆媒称之为，“四年四约”。
2016年9月，中国政府又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这是继2015年，中国政府将自贸区战略扩大到广东、天津、福建后的又一次扩容。至此，中国大陆形成“1+3+7”共计11个自贸区的格局。
观察人士认为，汪洋对自贸区的肯定，既有对李克强经济思路的支持，亦有其一贯经济改革思路的顺延。
汪洋在安徽、重庆、广东等地方主政时的经济思路得到过舆论的普遍认可，也受到中共内部高层的赞赏。
中共十八大前，舆论认为汪洋有进入“党内权利金字塔最顶层”（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而现实是，汪洋在中共十八大最终止步于党内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
分析指，在下一届中国中央政府内阁的组成中，只要不涉及退休，汪洋无论获得哪个职位，都会在自贸区政策上继续投赞成票。
长期观察北京政治人士认为，中共已经从1978年起就认识到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其后，从国家级经济特区到遍布中国大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到自贸区和“新区”（雄安新区、正定新区），中共在经济改革层面的尝试不断，而这其中各种“经济试验区”出现对中共内部的政治改革意识层面也在时时发生作用。
有观点人士指，中共誓言的“改革、创新”，实际上是源于其政党内部的“自我需求”，中共在邓小平时代释放了经济改革的勇气，而在习近平时代则需要通过经济改革策略更多地释放出政治改革的勇气。
汪洋称，在自贸区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支持地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分析指，经济领域的改革思路、决心会引导中共形成自我“观照”习惯养成，这或将会形成应激反应——与党内的反对势力进行抗争，不怕试错，在认知层面不是固守既得利益，渐进地唤醒中共在政治改革层面的行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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