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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甄别党代表人选 或倒逼内部选举制度

中国共产党正在党内做着一项异常繁复的甄别工作——在8,800多万党员中,选举出参加中共十九大的共计2,300个名额的代表。

这项甄别工作的要求是,除了要100%地肯定被选定的代表要符合中共组织内部拟定的“政治正确、廉洁”的标准,还要防止“避免出现身份失真失实”——这在外界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却是中共十九大代表选举中极为严苛的硬性条件之一。

近期,上述信息不断地出现在中共的各类党媒中。在中共看来,十九大代表选举的严肃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个即将诞生96周年的政党,正在为过去了的18次全国性的党代会总结一些教训——选举党代表,并非只是一项依靠确定了选举程序,就能达到预想目标事情。

政治观察人士指,中共“强大的内在力量”的外化,一直存在于标榜自己是“理论型政党”,以及拥有“超越西方政党”的政治优越感方面,但在其十九大党代表选举方面的“不易”,凸显了解决中共党内现存选举制度的弊端——将是下一届领导人的首要事务。中共也有必要开放更大的胸怀,尝试着引入西方政党内部的选举制度,理念上的变革或对政党内部产生不可估量的正面效应。

代表之惑

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中共,仍然受制于人性的阴暗面——无法做到把“最优秀的党员”遴选出来作为党的代表。

这种困惑伴随着中共已将近96年了。

今年4月,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贵州选区”以全票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

习近平已全票当选贵州选取十九大代表(图源:新华社)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称,“习近平全票当选,是730多名(贵州)省党代会代表的共同意愿,代表了(贵州)全省170多万名党员的共同心声,充分体现了4,000多万贵州各族干部群众对习近平的衷心爱戴,体现了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护。”

据陆媒披露,中共内部负责相关事务的部门——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在2016年11月就已设定了十九大代表产生程序,有5个主要环节:推荐提名、组织考察、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员名单、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和会议选举。

中组部向陆媒披露的信息中,不断地强化“组织考察”阶段是最重要的程序——“要严把人选政治关、廉洁关。”

分析指,中共自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整肃运动中,高级干部的腐败被视为党内恶疾,而这些人无一不是全国党代表会的代表。即将到来了十九大,中共最高层显然会极力避免重蹈覆辙。而从党内政治角力的层面看,习近平想要达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就需要获得更多的党内政治盟友的支持,而不是让“政治对手”的势力进入到十九大代表中。

党代表的组成,是决定政治盟友多寡的基本条件。

有观点认为,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一样,在政治正确和忠诚度方面,中共十九大代表的政治标准无需评价,而在廉洁方面,也是人性在社会化层面表现优劣的基本判断准则。中组部在十九大代表甄别方面特别提出了这两点,显然是对过去中共十八大代表中相当数量人员的否定,这也会让舆论有所困惑——十八大代表乃至之前的历任中共党代会的代表选举的严肃性该如何评价?

这也许是中共下一届领导人,在解决中共党内现存的诸多弊端中,最先着手解决的“首要事务”应是制定出一套更具合理性的党代表选举制度。

程序正义之辩

据陆媒的报道,中国大陆中共各省的“选区”,在判定代表人选是否合格的标准上都有“独特的工作方法”——这是中共地方组织认为的“程序正义”。

河北规定中有,“政治上有问题,不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阳奉阴违、各行其是、妄议中央的”;

“江苏的一大特点是将身份认定”,在人选单位职务、从事职业、工作地点等7个方面,对人选身份进行分析研判,“对有争议的集中会审,坚决防止‘顶帽子’,避免出现身份失真失实”;

浙江在考察代表人选时,其中之一的标准是“深入了解人选在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关节点”上的态度、立场和表现。”

中共党内选举及遴选问题将持续产生深远影响(图源:新华社)

中共各地“选区”在对十九大代表人选的甄别方面,试图在遵循中央给出既定标准上再附加上自己认定的符合“程序正义”的标准——团团伙伙、冒名顶替、“关节点”的态度……这些在外界看来匪夷所思的标准却是“选区”内异常复杂的政治气候的表征。

分析人士称,这些政治标准的细化背后是中共内部对“程序正义”的理解有着太多不同版本,而形成这些版本背后对“正义”界定的标准混杂不清,自然也就很难用“一套程序”就能够遴选、甄别出中共的党代表了。

观察人士指,中共党内的理论研究者们有足够的必要,来研究出一套更为实用、实际的党内选举程序。这是中共党内民主成熟度的一个判断标准。

此前中共内部的选举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存在即合理,中共也不屑于西方政党内部的“纸牌屋”(House of Cards)式的人性倾轧。不过,现在看来,中共各地“选区”受困于甄别工作的难度,虽然都是手握“程序正义”的权柄,却很难笃定认为本“选区”选出的党代表就真的代表了8,800多万党员的基本利益。

在党代表的选举上,中共内部是否确立过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还是个待解之问。

长期关注中共政治领域的人士认为,中共有必要开放更大的胸怀,在某个“选区”内尝试着引入西方政党内部的选举制度,并以此培养、逐渐遴选出党内具有领导潜质的党员,这种理念上的变革或许对政党内部产生不可估量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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