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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研修皮的赴日打工者:为挣钱 活成机器
摘要：名为研修生，实为赴日打工，多年来，众多中国人走上同一条技能研修的路。他们大多情形相近：劳苦家庭出身，没有一技之长，年龄跨度20～40岁之间，为改善生活，借债出国劳务。此前曾有媒体报道，上万名中国在日研修生“失踪”，实际上他们有的是因不堪劳作压力，而选择去另打黑工。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究竟在日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内容又是什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境，他们的权益又如何保障……
将38名研修生送上回国航班的那一刻，王晓（化名）删光了所有人的微信。无论关系亲疏，他都不愿再和研修生有所来往。
在日做研修生管理老师的六个月里，他以和事佬的身份斡旋在研修生与场主之间。“里外不是人”，他承认这是27年生命中最煎熬的岁月。两年来，他从未以任何形式提及过此段经历。
直到今年2月，日本东京电视台曝光中国研修生在日遭受的处境：高压、被虐待、性骚扰，失踪人群过万，“披着羊皮卖狗肉”、“变相的现代奴隶制度”，中国赴日研修群体成为中外媒体追逐的焦点。
王晓第一次回溯起，他眼里敏感自卑的中国研修生，刻板迂腐的日本农场主以及狡诈无良的中介，在这项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制度链条上，三者环环相扣，紧密交织，说不清谁对谁错。
“外国人研修生”是日本于1993年设立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研修生在日本研修结束后，可以与企业签订合同，边劳动边学习技术。不过，在实践过程中，研修生逐渐变为在建筑业、金属成型业和食品加工业，“以技能实习的名义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期限从几月到三五年不等。有不堪压力者，甚至成为黑市劳动力。
据日本法务省统计，2016年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约有8.5万人，主要分布在东京都、广岛县、爱知县、岐阜县、三重县、千叶县等地。
王晓认为，出国劳务不是一件十恶不赦的坑人买卖，研修生在日遭到不公平待遇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中日哪方之过。
劳苦家庭出身，没有一技之长，年龄跨度20～40岁之间，为改善生活，借债出国劳务，研修生们害怕赚不到钱。关于研修生，王晓感动于他们的勤奋，无奈于他们的计较，有时候王晓想心疼谁，却不知道该心疼什么。
研修生与长工的骂战
连续发出五次好友邀请后，高阳成为王晓微信里唯一留下的研修生，他称王晓为兄弟。
他们的交情始于一场骂战。2015年，到日本不久，高阳就与日本长工起了摩擦。
王晓所管理的38名研修生都在日本群马县的嬬恋村，那里盛产不同品种的白菜，研修生的工作是为农户们砍圆白菜。
一天晚上，高阳和日本长工一起摞用于包装圆白菜的纸箱。可能是两摞之间的空隙没有留好，长工开始对高阳用手比划，嘟嘟囔囔，一脸恶意。
高阳不会日语，他琢磨着调整箱子之间的空隙，没想到长工开始动手推他，他听到长工喊他“八嘎”。高阳有气，他忍住打架的冲动，结束工作后跟场主表明不干了要回中国。场主没搭理他，他发微信给王晓：“不想干了，日本长工骂我，场主不管。”
王晓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心态前来协调，得到是场主想要糊弄的态度。他向场主强调，骂人肯定是不行的，高阳干活一直不错，没什么毛病，退一万步说，场主你骂他一句可以，你们家长工骂他就不行。场主急了，嚷嚷说王晓护短，是劳务公司没培训好，和他们没关系。
在一旁围观的日本长工还走过来教王晓怎么教育高阳。王晓怒极，站在门口为高阳辩解，和长工对骂。长工扔出一句让高阳赶紧滚回中国，王晓将手里的摩托车头盔扔了出去，砸到了宿舍门板上。
王晓将高阳带回自己的宾馆，给他找短期的零工打。
事实证明，把高阳带走是王晓最好的选择。6月开始进入农忙季节，工作量逐渐增加，后来近乎翻倍。
研修生必须凌晨两点起床，两点半收拾完出发，三点左右到山上开始砍菜。雇主要求，要让圆白菜上面带着当天早上起来的露水。他们一砍就是一上午。
嬬恋的白菜交易像股市一样，有电视滚动、交易大厅或短信，实时显示价格。比如七点大白菜卖多少钱，八点圆白菜卖多少钱。场主会根据价格去计算明天多少箱，后天多少箱。这就要求研修生第二天上午把要求的数量全都砍完，装车运走。
砍白菜的要求也非常严苛，一般要留两片叶子，一面剥一层皮，外形要好看，底下不能带泥。高阳称，刀不能上锈得天天磨，不能砍偏了，必须是齐的，稍微差一点就扔一边不要了。
身体因素成了最大的问题。王晓管理的研修生中，有中暑晕倒的，着凉得荨麻疹的，被毒虫咬了的，严重痔疮的，还有一个犯了肠梗阻，被王晓拉到医院做了手术。
高阳给这些病号代班，前后经历四家农户。因为他的顶替，有研修生生病的场主没找公司麻烦，王晓很感谢他。
后来，负责管理所有的农户和研修生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对高阳和长工的冲突做了调查，认定日本长工有问题，特别向入国管理局提出申请，高阳得以在最后几个月换了一个新场主。
研修生眼中的日本人
和长工的冲突让高阳寒了心，他觉得，日本人固执难交心。
“你要是有一个事情办错了就是错了，你之前再好也不好。”他曾给第一家雇主修好了用于大棚育苗的机器，然而“说翻脸就翻脸，都白修了”。
时年35岁的高阳认为自己足够成熟，也做好了应对即将开始打工生活的准备。他甚至从国内带去400多元人民币的药贴，以防万一。
但第一次看到住所时，高阳心还是凉了一半：那是一个在车库上搭出的木屋，五六十年的历史，窗户漏风，睡在老旧木头床，一动就嘎吱嘎吱响。塑料壳做的厕所、澡池均在户外。起夜时，高阳看到过好几次野猪和熊。让高阳大跌眼镜的是，场主拿来一袋带稻壳的大米，让他自己磨，吃多少就磨多少。
第二家雇主给高阳的印象是吃喝不差，却限制自由。研修生不被允许出门，不让和其他研修生一起，“怕你跑了”。
“根本想都没想过跑，犯不上。有能耐上美国跑去，美国才挣钱多。”高阳称，村子其实具备跑的条件，晚上都是单独住，家在大道边。王晓甚至看到有黑工通过微信附近的人添加研修生，劝说他们跑黑。
高阳印象中，第三家雇主是村子里极有地位的人，带着名贵的手表，有三辆轿车，其中一辆是村子里罕见的奔驰。没想到的是，“这家最抠”，大米质量也差，还要填补受伤长工的工作，三人的活两个人干。
第四家雇主给研修生一人买了两条香烟，并额外给了高阳1万日元，还给家里人各买了一件衣服，吃的和日本人一样，“就像家人一样”。走时，老太太拉着高阳哭，感谢他们帮忙把圆白菜砍完。
高阳总结，日本人每家都不一样，有一个陕西人，提前一个多月砍完了他负责农户的白菜，最后一个月休息、溜达，回家还挣了90万日元；有的研修生累得要死，一天直不起腰，吃的也不好，也挣90万日元。
2015年10月，高阳最终拿着80万日元回国，然而，也带回了伤病。
现在，高阳整个左脚底板是“木的”，没有知觉，这是腰脱的症状——腰椎压迫神经。他从网上查到，病因是长时间动作及受凉。
在日本，他曾感觉到脚趾有点麻，拍过片子。王晓转述大夫的话，这病治不了只能靠养，一旦发展到小腿发麻就必须治疗。他没当回事。
同一时间，他得了腱鞘炎，为了不耽误工期和扣薪水，他打完封闭针又马上投入工作。
那时，高阳一直憋着一口气工作，想证明自己的能力。然而，现在他有些后悔，脚趾发展到整个左脚脚底板，“麻”的感觉进化成“木”。
家道中落，父母亲相继去世，要偿还母亲重病时欠下的巨款和每月的房贷，当国内中介向他承诺到嬬恋砍白菜，7个月保底能挣90万日元时，他想也没想就报名了。“就因为钱呗”。
如今，医生让他在硬板床上躺上三个月，他还是做不到，要挣钱养家，“如果病情不发展下去就这么挺着吧”。
“可怜”的研修生
王晓刚开始接触研修工作时只是帮朋友忙。
一名在北海道平取县工作的三年研修生，在最后一年期满回家时，选择喝了一瓶除草剂和半瓶安眠药。食道全部烧坏，苏醒后还不能说话，只能靠点滴维持生命。
王晓到的那天，他刚开始恢复进食。他去医院，帮一个研修生管理老师朋友照看这个病人。当时，王晓刚结束在日本的大学学业，他在日本的学业刚刚结束，签证还剩下半年的有效期。
王晓至今忘不了他见到营养品时眼神里的急切和渴望。
在剩下的半年签证有效期里，王晓带着“感觉研修生这事就是骗人的，看看他们到底骗人到什么程度”的心态接下研修生管理老师的工作。
半年里，王晓带着研修生跑了三十多趟医院。从一开始的急症、荨麻疹、关节炎等，到后面的耳鸣、腰疼。“你问严重吧，也不严重，能干活吗，能干活，但是就想看看。”他后来明白了，公司给研修生购买了工伤保险，谁都想去看一看。
一名来自陕西的研修生，王晓带他去了七次医院：每次都因胃疼，一查，又什么事都没有。王晓了解后才知道，他家的场主不让他去其他农户家吃饭，陕西研修生就不高兴了，使劲折腾。王晓没有办法，让公司的专务过来给他做了些烙饼，改善伙食。
有的研修生反映场主家的饭不好吃；有的抱怨场主小气或者脾气不好；有的场主中午吃煎饺就米饭，研修生一看直接罢工，说场主虐待他。
王晓眼里的研修生，对日本人特别敏感，他们特别在意日本人是不是在歧视他，是不是在欺负中国人。
王晓从没见过研修生有特别平和的状态，融入到日本人的生活里，或者能跟场主关系走得比较近。38个研修生始终维持紧张的状态，每天都担惊受怕。王晓也怕出事，担心日本人的言语会刺激他们。
研修生的勤奋、辛苦，也让王晓感动，一部分人面对生活态度是积极向上的。有时候工作比较累，但他们会鼓励自己，累点又怎么样，来这儿就是为了挣钱的。
有时候，王晓也觉得日本农户确实有些封闭，也有点蛮不讲理。在有些人的意识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迂腐的地方。比如，有场主会拿面包过来问，这个东西你们中国有没有？
王晓有时想心疼研修生，但他不知道该心疼谁。他觉得，这帮研修生挺可怜的，自己也挺可怜的。
维权与背叛
最近，在距离嬬恋村所在的群马县500公里的岐阜县，一个三层小楼的避难所里，14位研修生准备反击。熟悉研修生的在日华人卢先生称，仅有百分之一的研修生会有勇气为自己维权。
这是日本前“全统一工会”员工、现任岐阜一般工会外国人支部支部长甄凯，为无处可去的研修生提供的落脚地。他从事研修生维权13年，经手了2800多例研修生维权案件。甄凯被研修生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14名研修生，分别来自中国、越南、柬埔寨。有的因工伤欲讨要赔偿，有的因自身身体不佳被解雇，有的三年只拿到31万日元的薪水，有的出交通事故被强制出境，还有的从没见过正式合同被区别对待。此前，还有性骚扰，住房出现问题，深夜工作不计加班费用。
5月8日，24岁的江伟第六次进了手术室。
他在岐阜县大圆市的纸皮箱厂工作，打包、贴标签、出货、打扫卫生、换胶、配胶，整个机器运作过程，开关电闸是他每天的工作内容。2016年7月7日，在工作中，因为机器故障处理失当，他的右手中间三根手指半截被机器尽数轧去，小拇指一块嫩肉也被绞掉，无法弯曲。整只右手，只剩下大拇指完好。
江伟后来比较，事发时的痛感还比不上做手术把手放到肚子时的煎熬。
更让他心痛的是，他收到了公司方的《在留资格变更确认书》，协议中称，如果江伟要变更留日资格在日治疗，与工厂的劳动合同立刻终止，工厂不会再支付任何费用。公司所给购买的社会保险中断，他必须自己支付。
这对于重伤的他来说无疑晴天霹雳，他找劳动局、入管局无果，最后辗转寻到甄凯。“我走了很多地方都没人帮我，只有甄老师帮我。”他甚至遭到中国研修生同事的“背叛”，他们将他寻找维权途径告知了企业方以换取利益，“这真是最可耻的事情。”
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日本度过一年的治疗期，即使治好，用电脑打字都很困难。
甄凯每天都能接到询问维权事宜的电话，他会一一耐心解答。有些研修生会偷偷跑来面谈，有些就此了无消息。
1991年在日本读完大学后，甄凯在一家企业曾做过研修生生活管理老师。他见证了日本研修生制度从一开始的技能学习逐步发展成劳务输出制度。2004年，他开始为研修生维权。
甄凯租下小楼，一层办公，二层自己住，三层5个房间提供给前来避难寻求维权的研修生。工会收取帮研修生讨回收入的20%作为维持经费，工会员工的工资，房租，维权过程中的路费、公诉费用全出于此。2016年，甄凯为99人解决了维权需求。
很多研修生眼里，甄凯是他们最后一道保护符。甄凯形容自己是医生宣判癌症后，对方死马当活马医找的那个人。
他为受工伤的研修生索要补偿，为受性骚扰的女研修生讨要说法，从用工方手下拉回被强制出境的研修生。他时常被威胁，遭各方冷遇，也被殴打过，黑社会几度上门恐吓。
前段时间，他被驻日大使馆领事约谈，领事肯定了他的工作，却提出了不应该向研修生收费。甄凯无奈，任何组织社会团体都需要有经济支持，没有了经费，工会如何运转。他最害怕研修生临时变卦，甚至反水，这样的案例他经历不少。
有的研修生被老板送回国，甄凯赶往机场，那人又跟老板说甄凯就要过来了，逼着老板给他钱。等到甄凯赶到机场时，研修生已经坐飞机回去了。
一开始，甄凯非常气愤，出现多了，他对他们的处境慢慢理解。最终站出来的人太少，“能妥协就妥协，能忍就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今，同工不同酬、过度劳动、监管缺失、中介费、黑户口等问题依然存在。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5年被调查的5173家雇用外国研修生的日本雇主中，七成违反劳动基准法或劳动安全卫生法等法律。
日本厚生劳动省1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0月底,在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超过21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中国人最多，344658人，占31.8%，其次是越南人，15.9%，172018人。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恰当化法于2016年11月成立。近日，日本政府汇总了保护外国人实习生人权具体政策的草案。提出禁止待遇方面与日本人存在差别和禁止违法长时间劳动的基本方针。将新设“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监督。对于该机构判断为不恰当的接收单位，将不允许其接收外国实习生。
一切似乎都在改变，甄凯希望，双方政府都能有所行动，这才是改善现存研修生状况的良剂。
后记
回国之后，高阳用劳务费还掉了部分欠款。他重回原本的工作单位，这是一家生产女式内衣的工厂，专门出口日本。
高阳的妻子正在大连进行3个月的日语培训，今年九月，她将前往日本从事空调组装检查的研修工作。此前，因为已婚有孩，她被第一份意愿工作拒绝。
高阳从日本给妻子买了护肤品，给女儿带了玩具，为外甥“低价”购置了一台iPhone6。
他唯一给自己买的东西是块西铁城的手表，太阳能电池，最便宜的款式，不到两万日元。来这么一回，他怎么也要留点纪念。
后来，高阳向中介代理介绍了三个研修生，从中获得了6000元人民币介绍费。
“我的愿望是去一趟北京天安门，看看国家首都是啥样的，中国人自己家的首都都没去过。”等空闲时，高阳想带5岁的女儿去北京转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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