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中产”：在阶级夹缝中艰难求存

2016年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近日推出第二季，成为继《人民的名义》之后又一话题之作。该剧的主角是来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五位姑娘：在外企担任高管的安迪智商超群；“富二代”曲筱绡貌美又毒舌；在大企业担任人事专员的樊胜美一心想钓金龟婿；小康之家出身的关雎尔，乖巧又倔强；小城姑娘邱莹莹憨直淳朴。剧中，五个姑娘相互之间有欣赏也有鄙夷，期待理解却又难以认同。欢歌笑语的“姐妹情谊”背后，是大陆中产阶级的内部竞争。

在《欢乐颂》中，“海归”精英安迪与“富二代”曲筱绡无疑处在中产阶级的上层，而前者作为第一主角更是被设定为当下“中产”的标杆形象。另外三个出身平凡的姑娘，则游走于中产的边缘。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人民币6至50万元（1元约合0.145美元），是界定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这是中国新一代“中产”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数字化界定。只是，如果真有“中产”存在，它的内部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从6万到50万，这个阶层的底部和顶部，生活品质可能相差甚远。

“只求生存”也许是“新中产”生活的主旋律。有评论认为：“《欢乐颂》中那三位没有背景姑娘，哪个不用在算盘里生活？从房租水电，到约会开销，还有家乡的父母兄弟，哪怕是月入上万，小账本上各项开销盘算下来，也是所剩无几。连衣食住行都要好生计算，哪里还敢任性？这是越来越多奔波在相亲路途上的中国青年人，正在感受的现实。”

在人们讨论“中国阶级是否固化”的时候，有一句玩笑话这样说：“谁说阶级固化了，向下的通道永远打开着。”——这就是“新中产”们的所有焦虑所在，他们一直在奔跑，害怕丧失增加财富的机会，害怕被筛出阶级之外。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采用“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对大陆各阶层进行了一个划分。他不是以单纯的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而是以“社会地位”来区分，收入、工作、声望甚至权力，都可以是一个因素。综合评价下来，中国的上层人口比例为5.62%，中产层为19.12%，下层为75.25%。在这差不多20%的中产阶层中，有73%的人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渡、边缘状态。换句话说，有超过七成的中产阶级，随时面临着滑落到下层的危险。

“新中产”和“中产”的区别在于：“买得起”还是“用得起”。“新中产”全心全意遵循中产阶级的生活规则，从内到外模仿精英的生活方式，却无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剧中，出身二线城市的樊胜美就被富二代嘲笑为“捞女”——即贪慕虚荣，总想在别人身上“捞一笔”的女人。作为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新中产”总站在阶级边缘的尴尬位置。

如今，大陆的主流舆论已经很少把“阶级斗争”挂在嘴边，但《欢乐颂》却在提醒观众，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消失，而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者说竞争，情况却相当惨烈。这无疑是一部被中产阶级价值主导的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新中产”不断成熟的自我意识，以及为寻求更大的话语空间所做的努力。只是，这些新中产总在仰望上层，警惕着“下层”，生怕自己会遭时代唾弃的焦虑却在现实中蔓延——这样的中产，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目前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