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龙安志：香港是“一带一路”的关键

在“一带一路”的规划中，香港必须要扮演重要的作用。然而这座城市时下却正面临着诸多自身的难题，这让外界对它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对香港而言，“一带一路”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一带一路”而言，香港又应该担负怎样的使命？对此多维记者采访了充满传奇色彩的Brahm先生。

Brahm先生又叫龙安志，在中国生活近40年之久，是作家、摄影师、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国际危机调停者。

1990年代，他以专业律师和经济学家身份担任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央行的顾问，指导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转型期的金融改革，并帮助蒙古国进行企业改制。与此同时，他还曾向朱镕基等中国领导人就改革建言献策。

多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您认为香港将来会在该倡议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龙：我不管上海多么发达，我不管北京的金融界如何繁荣，香港仍然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财务中心。它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多维：在接下来的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也仍旧会是这样吗？

龙：我觉得只会更加如此。因为珠江三角洲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海运、中转和更为重要的金融，这些都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但是香港却有着比中国所有其他城市都更完善的国际化金融设施和人才市场，不仅是现在，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也会如此。

香港绝对是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因为财务和金融是一带一路得以成功的根基。

多维：如果说有一些挑战在阻碍着香港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话，您认为这些阻碍是什么？

龙：我觉得香港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自我身份认知危机。香港人的身份以广东人为主体，同时也有二战后从上海、宁波等地来的难民，因此香港的身份是混杂的，但却依旧有着它自己的身份。

这是中国中央政府需要理解并着手的地方。因为自我身份有着很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创造很大的价值，但现如今却以诸多政治紧张的形态展示。我们年轻的一代充满了混杂的情感，我认为将年轻的动能引导至正确的方向是十分紧要的。

同样需要明白的是香港独特的身份。让这个身份在中国的大框架内去茁壮成长，从而让香港成为它本身的地位，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多维：关于中央的治港政策，您是否能给一些自己的建议？

龙：我会说，放轻松一些。多听听年轻人的想法。在过去，北京的很多做法就是倾听香港商界精英的想法。我能够明白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因为很多这些商界精英都是来自上海、宁波等地的家庭，他们和最初几代的中央领导人来自同样的地方，因此有着相互间的关系和理解。与此同时，当时中央的治港思维就是“香港是以商业为主导的，那这些商界的领袖便可以主导香港。”

现在香港却面临着新的压力。地产价格高居不下、生活中充满竞争、年轻人面对着极为现实的挑战，他们将如何生存？他们如何拥有自己的住房？在如今的超高成本之下，他们如何拥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需要考虑年青一代人的诉求，这不仅仅是自我身份认知方面，更是现实层面的住房和生活条件，因为这才是底线。本质上讲，香港人是务实的。这些问题需要被解决。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舒缓一下政治议题上的压力，尝试以经济方案着手香港年轻一代，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从而让他们能够去发挥自己的潜能。

多维：最后，除了政府治理的层面以外，针对香港本身的问题，您是否能点出香港时下问题的核心原因？您有提到诸如高住房成本、自我身份认知危机、财富差距等因素，但这些问题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

龙：现在的情况是，部分香港年轻人经历了一个极端化的过程。这个极端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的声音没能被倾听，他们也没能够参与到香港教育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演变当中。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让香港的政治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尤其是针对年轻的世代。因为今天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商业精英阶层。这个群体对香港乃至中国的繁荣都至关重要。但他们却不是未来，未来是年轻的一代。而年轻的世代如何演变，如何被带入到香港未来城市化发展、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决策过程之中，是很重要的。

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紧密衔接，而这个地区将会变得异常重要和强大，不仅仅是金融，更是未来机器人产业、人工智能等诸多高端科技领域。这些产业就在深圳和广东其他地区。我能看到太多的机遇。

但如果年轻人正面临着十分实际的问题，那么这些机遇就无法实现。目前存在着抵制心理。不少人认为来自北方的投资让香港的楼市高居不下，年轻人无法生存。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本质上是经济问题在加剧政治问题。所以如果你想解决政治问题，那就需要直击底线，动刀经济。在这之后，才能够逐步以建设性的方法将年轻人引导入政治过程中，而他们也才能为香港未来的繁荣和创新提供很多很好的想法，而非像当下这样经历诸多冲突。这其实是在消耗香港的未来潜力，这需要被解决。不过再说一次，仍需从经济问题开始。

多维：我是否能总结成“在以沟通和接纳的方式着手香港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进行经济改革”？

龙：不应该说是“之前”。我的意思是，这两者需要同时进行。但是如果经济问题没被解决，尤其是针对年轻人，那么任何围绕“接纳和参与”的讨论都不切实际。这两个需要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