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中国为何不能与俄罗斯结盟

在中国外交面临的国际和地区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有观点提出以中俄结盟为战略应对。这一主张认为，中俄联盟能给中国带来一系列重大战略利益。不结盟原则对中俄结盟是现实的限制，但从理论上说，它不是不可逾越的门坎。结盟的正效应实际上不会有预期的高，而其可能的负效应会对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结盟论者对俄罗斯存在误判，一些立论是建立在不准确的判断之上。战略合作仍是现阶段中俄关系最适宜的形式。本文摘自2013年5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作者赵华胜系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原题为《“中俄结盟”为何缺乏现实可行性》。

一位俄罗斯学者在总结中俄关系的历史时发现，总是尝试不同形式的联盟是中俄关系的一大特点。①这一发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中俄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战略选择，中俄结盟也被提了出来。

中俄结盟不是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不是中国现行的官方政策。不过，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中俄是否结盟，是一个重大问题。它不仅将改变中俄关系，而且将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中俄若结盟，将触及中国不结盟原则的红线，又对中国外交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特别含义。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中俄关系乃至中国外交来说都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中俄历史上的三次结盟

中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正式结盟。

1896年6月，中俄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一般称之为《中俄密约》。这是中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结盟。盟约由俄罗斯提议，它的防御对象是日本，期限为15年。从俄罗斯来说，它的主要意图在于获取进入中国东北的途径，取得在中国和远东与日本竞争的优势。从中国来说，其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遭受日本的欺凌，欲联俄以自保。1895年，俄罗斯联合法德两国，迫使日本把《马关条约》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也使中国对俄罗斯心存感激和期望。

但联盟徒有虚名。1898年，俄罗斯迫使清朝政府租让旅顺。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俄罗斯出兵占领东北全境，并参与攻打北京，中俄盟友关系荡然无存。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是其主要战场，但中国保持中立，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

根据《中俄密约》，俄罗斯得到了修建经中国东北到俄罗斯海参崴铁路的权力，这就是中东铁路。修建中东铁路是为了必要时俄罗斯可运送兵力和物资援助中国。但自这条铁路修好后，这一功能没有体现，反而成为中俄矛盾和冲突的渊源。两国曾在1929年因中东铁路发生局部战争，这是两国自民国以来最大的武装冲突，中国惨败。这一事件对远东形势造成了深远影响，也成为日本侵占东北的契机。中东铁路问题延宕半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解决。

1945年8月14日，中苏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中俄第二次正式结盟，有效期为30年。这次结盟以共同对日作战为背景，但在条约签署之时，日本已经投降。这一条约虽以友好和同盟为名，但用蒋介石的话说，条约既不是为了友好，也不是为了同盟。②苏联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确保蒙古从中国独立，并重新获取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中国政府的目的则是防止苏联在打败日本关东军后留在东北不走，同时希望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通过这一条约，苏联使中国正式承认蒙古独立，与中国共同拥有和经营中东铁路，享有使用大连港的特权和免除关税，并租借旅顺作为军港。国民党政府承认，在上述这些方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损害了中国的权益。③

中俄第二次结盟同样是短命的。苏联在1950年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0年2月，苏联与新中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中俄第三次正式结盟，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结盟，条约为期30年。条约规定，两国不缔结任何反对对方的同盟，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活动，在一国遭受日本及其盟国侵略时，另一方将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援助。尽管谈判的过程困难，但两国最终解决了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根据达成的相关协定，苏联把中东铁路的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苏联将撤出在旅顺的海军基地，并将苏联在大连的财产转交中国。另外，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

这次结盟与前两次有重大不同，它是一次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乃至意识形态的全面联盟。中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不过，尽管这次联盟持续的时间比前两次长久，但仍未能善始善终。到19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联盟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及至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两国相互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联盟关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980年，在条约期满时，两国没有续约。

中俄历史上的这三次结盟有一些共同特点。三次结盟的防御对象都是日本，即使是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已有两大阵营对立为大背景，但直接的目标也是日本可能的新侵略。中俄三次结盟都没有出现需要为对方参战的情况。抗美援朝战争不属于条约规定的情况。苏联曾在抗日战争初期支援中国，向中国提供了包括飞机、坦克、大炮等大量武器，上千名苏军飞行员以志愿者名义直接在中国与日军作战，两国是事实上的盟友，但当时中苏并没有正式的同盟关系。中俄三次结盟都为时不长，最长的也只有10年多，而最短的几乎诞生不久就即告夭折。三次结盟最后都是不欢而散，在期满之前即已解体，而解体的基本原因都是双边关系出现问题，而不是外部威胁消失。

“中俄结盟”主张的浮现

中俄结盟的主张在中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完全消失，但声音微弱，只是若隐若现。2012年前后，由于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大声疾呼，这种主张开始在舆论中流传。

按照持中俄结盟主张学者的判断，中俄结盟存在着现实可能。中俄两国都无法加入西方阵营，美国不可能接受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为盟友。这堵死了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联盟的道路。同时，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都面临着战略合作关系弱化和国际压力国内化的威胁，这增加了中俄以结盟应对美国新战略的需求。从中俄双边关系来看，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对于俄罗斯来说，在普京2012年再次就任总统后，它面临着比过去更大的战略压力。西方对普京不抱希望，认定俄罗斯在普京任内将是“更坏”的国家，将加大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没有比与中国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此外，俄罗斯在积极走向东方，中俄结盟有助于俄罗斯在东亚的存在。根据结盟论的观点，中俄结盟对中国有重大利益。

其一，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不断增强。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的地区结构性矛盾呈现尖锐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对结盟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需要与战略利益相同的国家结为同盟，特别是有实力的大国，以减轻国际压力。

其二，没有盟友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主导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国际结构正在向着中美两极结构发展。对于这种前景，中国不应惧怕，而应努力争取。与俄罗斯结盟有助于实现这种可能，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两极之一的最好途径。

其三，中俄结盟还将防止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现1∶4的局面(中国对美英法俄)，为形成争取法国中立的2∶2(中俄∶美英)结构奠定基础。

其四，中俄结盟可维护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在远东地区仍有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美国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中俄结盟可以阻止这种倾向的发展，确保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继续发挥作用。

结盟论者认为，中俄结盟不会实质性改变大国关系性质，不会加剧中国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太可能形成中俄与美日的对抗局面。结盟不是新冷战，而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行为，它与冷战思维没有必然联系。由于中国在军事实力上没有超出俄罗斯，中俄同盟将不是主从型同盟，双方都不会受到压制，但客观上实力对比将向中国倾斜，中国是联盟中的强者。中俄联盟将形成的是盟友而不是朋友关系，维系它的基础是利益而不是感情。因此，“诚信”不是主要问题，只要共同利益存在，联盟就可以持续。中国也不必担心因结盟被迫卷入战争。俄罗斯的核武器足以防止大战，而小规模战争俄罗斯有能力应对，无需中国支持。最后，在不结盟政策问题上，结盟论者认为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因为不结盟不是中国的一贯政策，也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不结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误读，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不是不结盟，而是独立自主。④

对“新结盟”环境和条件的分析判断

中俄结盟论的出现不是凭空而来，它有特定的政治氛围和历史环境。或者说，自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中俄结盟的政治和现实环境。

所谓政治氛围，是指中俄关系达到和保持着高水平的友好与合作，使结盟具有了政治基础;所谓现实环境，是指两国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相互支持的结构性需求，使结盟具有了客观条件。

中俄关系达到了高水平，两国官方都认为，现在是中俄关系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当然，对于这一判断，可以提出许多问题。

中国和俄罗斯在17世纪初期开始正式接触，迄今将近400年的历史。中俄在1689年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这被视为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迄今也有300多年。在这全部300多年的历史中，1950年代是中俄友好与合作的最高峰。与之相比，现在的中俄关系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及。

在中俄民众之间，已不复有1950年代那种热烈的友好感情和浓厚的兄弟之谊。就此而言，现在的中俄关系不如1950年代。不仅如此，现在的中俄关系时常受到民间问题的困扰。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民意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低级政治”对“高级政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中俄民间出现的问题很容易对两国关系造成政治冲击。例如2009年俄罗斯军舰击沉“新星号”货轮，造成7名中国船员死亡;关闭莫斯科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使大量中国商人蒙受巨大损失。这两个事件都在中国民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应。

1950年代，两国相互保持着最佳的国家形象，“莫斯科—北京”的歌声深入人心。现在中俄相互的国家形象则复杂得多。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形象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把对方当成友好国家的，也有把对方当成威胁的。两国都有对中俄关系持怀疑态度的舆论，存在着相互不了解和误解。

在经济领域，中俄的利益融合显然也不及1950年代深。如果说现在中俄在政治关系上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经济关系上却不能这么说，“经济落后于政治”一直是中俄关系中的问题。经济上的深度融合较为困难，俄罗斯担心过度的经济融合会使它变成中国经济的附庸。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但认为现在的中俄关系为历史最好仍是有理由的。

中俄完全解决了边界问题和领土问题。在中俄关系中，边界和领土争端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没有一个问题比它更持久地影响过两国关系，它是两国关系不和与冲突的渊薮。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把中苏推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对此两国都记忆深刻。中俄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艰辛和漫长，历经无数挫折反复。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不说是中俄关系的历史性突破。2001年，中俄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宣布相互没有领土要求，这根除了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隐患，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创造了重大条件。

现在的中俄关系以平等为基础，这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从没有过的。从中国的观点看来，过去中俄关系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平等。即使是在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也是老大哥，中国是小兄弟。毛泽东与苏联决裂，原因之一是不能忍受不平等的地位。1989年，邓小平在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中俄关系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同样，俄罗斯也是自尊心十分强烈和敏感的民族，从内心里不能接受对方居高临下的地位。所以，平等对于中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俄关系好于以往的重大特征。

中俄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就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现在的中俄伙伴不如1950年代。但是，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是建立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关系基础上，中苏不仅是国家间的同盟，也是意识形态的同盟。在许多情况下，意识形态利益代替了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原则代替了国家关系准则，意识形态逻辑代替了国际关系逻辑。事实证明，它的结果是悲剧性的。现在的中俄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一方面，两国关系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中俄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它不应成为两国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两国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现实的国家利益基础上，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人将之批评为“没有爱情的婚姻”，但对国家关系来说，这种“婚姻”可能更稳定。

在两国关系为结盟提供了政治条件的同时，两国在国际上也存在着广泛合作。中俄面临的外部战略压力有部分重合，两国对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有着一致看法，国际政治理念相近，立场契合。两国都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都追求国际政治结构的多极化，都反对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都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公正合理化。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在联合国的合作卓有成效，是维护国际正义的重要保障。在中亚、东北亚等地区，中俄合作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俄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G20等地区组织的主要成员，两国合作是这些新兴地区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所有这些方面，中俄都不仅存在着相互支持的需求，而且这一支持对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还应看到，中俄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也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中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保持着战略磋商，两国武装力量接触频繁密切，中俄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多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例如“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由中俄两军总参谋长直接主持，两国国防部长亲临现场观摩，中俄参演部队包括陆海空军和空降兵及海军陆战队，两国动用了大型舰艇、潜艇、战略轰炸机、歼击机等重型武器。2012年4月，中俄举行了首次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双方都派出了主战舰艇参演。按照双方的规划，中俄将继续进行联合军演，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将进一步深入。军事战略安全是结盟的核心，军事合作对于结盟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说，两国结盟也具备了条件。⑤

中俄应否、能否结盟?

政治关系、安全需求和军事合作为中俄联盟准备了条件。但是，具备了条件并不意味着中俄就应结盟，条件与选择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且，这些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对于中俄应否、能否结盟，仍需进行三个方面的考察。这三个方面是不结盟原则、结盟的作用和选择结盟的可能性。

关于不结盟原则，中俄结盟论者的论证应说是有力的。从抽象的意义说，不结盟具有价值的意义。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它既具有价值的意义，也具有工具属性。一般而言，由于国际关系远不能达到人类理想的状态，它在国际政治中工具属性的表现更多，这就决定了它对于国家来说是可变化的政策选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圭臬。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威胁国际安全和稳定的恶性力量或国家，如像二战中那样的侵略国家，爱好和平的国家结成联盟就是正确之事。这表明，结盟或不结盟不是先验的正确或错误、正义或非正义，而是取决于具体条件和目标。这也适用于中俄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不结盟原则不是中俄结盟不可逾越的绝对屏障，也不能彻底否定中俄结盟的可能性。不过，这不意味着不结盟原则对中俄关系没有现实约束力，也不意味着突破不结盟原则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切都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在理论上可以大刀阔斧，但在实践中不能不受制于既成的环境。在没有发生重大形势变化的情况下，突破中国的不结盟政策不是轻易之举，改变中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也同样有很大困难。

从中俄结盟的作用角度考察，结盟论者所列举的效应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它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这些效应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即不能在理论上充分证明它们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缺乏对中俄结盟可能产生的负效应的考察。结盟论者的逻辑是：即使结盟不会带来明显的正效果，至少不会损失什么。这种想法是只注意了结盟效果的外延，而忽视了它们对中俄关系自身的影响，没有从中俄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并且对结盟有过于工具化的理解和使用。只突出其可能的正效应而忽略其负效应，这难以对一项政策的预期效果作出客观分析和全面评估。

假使所列举的正效应能够发生，它的效果很可能不会是明显和强烈的。在这些效应中，可实现的在战略伙伴框架内基本上也能实现，难以实现的即使结为同盟也难以实现。

结盟也有成本。对中俄结盟来说，它抵押的是国家间的信任和两国关系的长远。按照结盟理论的一般观点，结盟有两大隐忧：一是担心被盟友抛弃，二是担心被拖下水。中俄结盟也将面对这两个隐忧的考验和折磨。结盟是军事联盟，它要求两国在军事安全上形成统一战线，在发生战争时相互支援。可以断定，中俄两国现在对此都没有做好准备。把赌注押在对方不会发生战争或小规模战争无需另一方支持的判断上是轻率的，这不仅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履约，而且将面临违约的风险。事实上，一方发生与他国的战争，不论规模大小，都有权利而且会要求盟友支持。以俄格战争为例，尽管规模很小而且俄罗斯占绝对优势，它仍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伙伴给予支持。由此可见，在没有做好政治准备的情况下，中俄联盟的基础是不可靠和脆弱的，将不可避免地以悲剧性结局告终。

中俄结盟将提高两国关系的定位，但不太可能明显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中俄现阶段的问题不是因定位太低而限制了两国合作潜力的发挥，事实上，现有框架为中俄合作所提供的空间尚绰绰有余。举例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⑥这一条款针对的即是军事战略安全。但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条约签订至今的11年多的时间里，这一约定从未被付诸实施过，不管是在俄格战争期间，还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或是在因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而发生的中美冲突中。⑦这种情形不是因为中俄缺乏军事战略安全目标，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使然。结盟不能自然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结盟的客观效果很可能不是改变这一状态，而是把理想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

盟友与战略伙伴是十分不同的身份，对盟友和战略伙伴也会有十分不同的心理预期和要求。随着中俄由战略伙伴变为盟友，两国将以不同的眼光和要求看待对方。认为盟友只是战略安全同盟，无关乎其他领域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虽然盟友的条约义务是在战略安全领域，但它也将产生新的政治、外交、经济等要求，并将两国关系置于更高标准中。但结盟不会使两国的实务领域合作发生突变，也不会改变两国基本的政策思想和行为模式。两国合作仍将因循现实的轨道行进，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两国仍将是以本国利益的需求为取舍，而不会以盟约为准绳。在这个过程中，落差、失望、不满会逐渐堆积，导致互不信任的增加，最终不仅对两国关系造成侵蚀，而且威胁到战略联盟的可靠性。

简而言之，结盟不仅是加深国家关系的方式，也是销蚀国家关系的途径。它将产生什么结果，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和条件。就中俄关系而言，在当前的状况下，它对实质性提高中俄合作水平难有大作为，但在给中俄关系带来误伤上则有很大可能。

关于选择结盟的可能。在这一方面，结盟论者对俄罗斯存在着误判。在不少方面，有以中国的思维和逻辑代替俄罗斯的思维和逻辑之嫌。结盟论者认为与中国结盟是俄罗斯的最好选择，但俄罗斯似乎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它的确愿与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国际稳定中进行战略协作。2013年2月，普京总统批准了最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概念》，其中表示：“在当代时期，传统的军事政治联盟不能保证应对各种现代挑战和威胁，这些挑战和威胁具有跨国的性质。取集团政策而代之的是网状外交，它立足于灵活地参与各种多边机制，以寻找解决共同任务的有效途径。”⑧这不表明俄罗斯拒绝结盟政策，但反映了俄罗斯在理念和策略上都对参与大国联盟持谨慎态度。事实也是如此。俄罗斯学术界主流的共识是反对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即使是主张中俄友好最力的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⑨

认为俄罗斯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在联盟中较低的位置，并为中国崛起为“世界主导国”助一臂之力，这种想法缺乏对俄罗斯真实心理的了解。事实上，俄罗斯所特别敏感和抵触的就是成为中国的“小伙伴”，俄罗斯所特别担心和尽力避免的就是被拖入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中。俄罗斯人对此说得很多，也说得很清楚。如俄罗斯外交事务学会季莫菲耶夫教授所指出的：“在中美竞争中，俄罗斯无意加入任何一方，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⑩因此，在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指望俄罗斯为中国火中取栗不切实际，也低估了俄罗斯的外交智慧。

以为中俄结盟可共同对日也是一种假想。俄罗斯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但期望俄罗斯在中日钓鱼岛军事冲突支持中国不太可靠。中国把中日和俄日领土争端看作与日本的共同矛盾，它们可构成同一的问题，由此可结成统一战线;但俄罗斯看待这两个问题的角度与中国不完全相同，它更多是把它们作为两个问题看待，而且北方四岛是在俄罗斯有保障的控制之下。不仅如此，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外交的“强硬”也已有所不安。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卢金新近撰文说：“中国外交在过去顺利发展了30年，现在它的活跃是合乎逻辑的现象。但是，中国外交的活跃可以是和平和安全的福音，为亚太地区稳定做出贡献，但也可能对其造成损害。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俄罗斯应运用自己的影响，避免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基础。俄罗斯愿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密切的互惠关系，这对俄罗斯的发展特别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必不可少。但不能允许出现俄罗斯必须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中心进行选择的局面。俄罗斯希望与所有国家都保持建设性关系。俄罗斯不愿亚太地区发生任何冲突，更不愿意被卷入。因此，莫斯科的方针是建立有效的全面安全系统，而不是支持某一方。”11在俄罗斯学术界中，卢金教授属维护中俄关系一派，并且是“中国威胁论”的反对者，以他的学术观点背景说出上述言论，值得引起注意。这表明，俄学术界已有这样的动向，即俄罗斯不仅不应在中日冲突中(乃至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中)支持中国，而且对中国外交的日趋“强硬”已有担心和批评之意。

可以推断，即使中国愿意，俄罗斯也未必会同意与中国结盟。这就是说，俄罗斯选择与中国结盟的现实可能性是很小的。

战略协作伙伴仍是最适宜形式

尽管结盟是发展中俄关系的一个选项，且在某种环境和条件下，它也具有现实的意义，但在目前和可见的未来，在国际形势没有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仍是中俄关系更好的形式。

战略伙伴关系不是一个随意的选择，它凝聚着中俄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它虽不及战略联盟的高度，但它更符合中俄关系的发展规律，更贴近当前中俄关系的水平和状态，同时，也更适合两国的国内政治生态，易于为两国精英和大众所接受和支持。有观点认为，中俄关系的成功不是表现在拔到了最高，而是表现在找到了两国关系的“黄金线”。12这是有道理的。中俄关系在过去17年中发展平稳良好，这也表明战略协作伙伴的形式是成功的。

就战略协作伙伴本身来说，它是中俄关系的一种高定位，而不是低定位。不能因其不是结盟而低估了它的价值。自1991年以来，中俄关系的定位从“友好国家”到“建设性合作伙伴”，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它的定位已提升了四次，可以说已达到了除结盟之外的最高层次。

战略协作伙伴具有很大的功能弹性。或者说，它的功能空间是开放性的，可满足中俄战略合作所需的高度和空间，不会对它形成限制。结盟可带来的正效应，在战略伙伴框架下基本都能达到。因此，就实际所能发挥的功能而言，它并不比结盟关系逊色多少。

战略协作伙伴还有较大的生存弹性。它的环境适应性较强，可适用于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就此而言，它远胜于联盟关系。对于中俄这两个特定国家来说，长期维持联盟极为不易，它与美国和日韩等的关系有很大不同。战略伙伴关系使它既能维持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又有利于保持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这是联盟关系很难做到的。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有较大的包容性，能够较大程度地包容两国关系的问题和矛盾，使之减少被政治化、情绪化的可能。

概而言之，中俄关系有着极为复杂的过去，对两国关系来说，最重要的资产是信任，但它也是最难得的资产，同时又是易损的资产。对待中俄关系需有长远视角，不能放任于短期行为和短期效果，不能做轻率的政策实验，不能透支它的信任和声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俄之间的信任持续积累，并确保证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