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亲自点名：改革红人沉浮录

1984年是“步鑫生年”。这年，中国无人比他更红，而这都源于海盐衬衫总厂的快速发展。

打破“大锅饭”，狠抓生产质量，破格提拔人才，自创品牌，租小汽车接送客户……这些在当年充满了非议，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的做法，使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站在舆论的浪尖上。

海盐衬衫总厂前身是红星服装厂，是服装加工企业。由于没有自销品牌产品，企业发展很慢。后来，通过一家社队企业的关系与上海卢湾区一家衣帽公司接洽上关系，为对方批量加工服装。有时遇到经济困难，甚至连退休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

1980年，步鑫生接手厂长后，他觉得必须进行改革，定了许多有违当时“红头文件”的规章制度。诸如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开除工人，完不成任务扣工资，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上班时间不准串岗；“泡病假”的只发生活费。

“从严治厂”的效果很明显，1983年海盐衬衫厂的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远超当时国企普遍的80%出勤率，衬衫产量也大幅度上升。

但反对、责难之声也随之而起，反对者称步鑫生“破坏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是“资本家”、“比资本家还资本家”。

一些老工人很不满意，各种“帽子”扣过来——他改革分配制度，奖勤罚懒，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病假1天只发4毛钱，是“手持钢鞭的资本家”；他在几小时内开除工人，搞厂长负责制，是“独断专行的步老板”；他创品牌，搞营销，是“宽了私利的暴发户”。

不仅在厂内闹事，工人时不时的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经济罪状也山雨欲来：

海盐衬衫总厂每年租用皇冠小轿车，县委书记也没这派头；已经有架300多元的相机，他看不上，说要拍款式花型，结果花1800元买个进口“长焦”；厂里搞绿化，6株龙柏3,000元，心痛啊！他邀请全国百货公司负责人来海盐开订货会，吃住行全包……

面对调查，步鑫生发起了反击：

你说小汽车？从4个轮子中追求的不是气派风头，而是经济效益。客户谁愿意一身土、两脚泥跋涉到海盐这偏远小城？用轿车把客户从上海直接接到厂里，这是客户肯登门，死店活人开。

你问厂区绿化？日本客商跑到一船厂，见厂区杂乱无章，说：“先把垃圾扫干净再谈生意！”我建花园工厂，让客商心悦诚服，给工人们缓解视觉疲劳，难道社会主义工厂注定要邋里邋遢？500元一株龙柏，种在地里，一年贵一年，好比定期储蓄。

你问订货会？花8,000元接待费，订出80万件衬衫，全年任务落实。海宁一针织厂，派采购员千山万水推销，推销掉10万件，花了近5,000元，后来开个订货会，也推销了10万件，花了2,900元。天天讲抓经济效益，你说哪个效益好？

面对经济问题查证，步鑫生不以为然的说，“冲出祸来，大不了回家当裁缝……”

虽然舆论漩涡中的步鑫生坦荡荡，可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并没有明路。作为先行者，对步鑫生的臧否褒贬，将决定中国企业沿着什么方向前进。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一则1,700字的消息，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文章报道之上的“编者按”——来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头版“编者按”的分量。

作为被胡耀邦点名的典型，步鑫生在1984年成为改革的样板和风云人物。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和结局也因此被设定。

也是在这年，步鑫生想要想转型发展生产，但是“领导要我上西装项目，我说好吧，弄个年产量六七万套。结果打报告到省里，领导说，你是典型，要搞就搞个全国最大的，年产量30万套。”

步鑫生在回忆自己的“下马”工程时说，此后西装生产线越扩越大，3年后追加到80万套。

看久久未能盈利，1986年9月，江苏省二轻厅负责人发话，称“西装热”已过去，要求步鑫生下马生产线。步鑫生认为，不跟风继续生产，待“西装热”再来时，便能抢先占领市场，否则前功尽弃，死路一条。

面对坚持己见的步鑫生，负责人将其安排去浙大读书，制定代理厂长。次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厂收拾烂摊子。此时，西装线厂房、设备已被卖掉，厂内部门技术人员被放走，企业债务累累，积重难返。

在这样的情况下，步鑫生依然立下军令状：给我3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衫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然而1988年1月，就在他刚与厦门鹭鹤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为工厂找回一线升级时，被“浙江省有关党政领导部门”免职了。

悲愤的步鑫生决定离开海盐，漂泊在上海、北京、盘锦、秦皇岛，专去亏损企业任职，并使这三个企业开始盈利。直到2001年查出肾癌，到上海治病、休养。

2001年步鑫生因病切除肾脏、脾脏，出院后退出商界，定居上海。2014年6月，他回到家乡海盐定居，2015年6月6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