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之辩：中国基层治理何以反现代化？

随着中共十九大的临近，有关人事任命、红墙内幕等消息，复又开始在各个舆论场传播发酵。作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的总结，十九大最为关键的部分，在于治国理念和思想能否最终成型。而理念和思想的成型，又必须依托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可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外界诟病最多的，往往是中国基层治理的简单、粗暴，以及反现代化。强拆、城管暴力执法等民怨四起的事件，在中国基层治理中屡见不鲜。中国基层何以成为现代化治理的难点？造成这一顽疾的病因何在？在越来越需要现代化治理的今天，中国基层治理如何去浊扬清？

对此，多维新闻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贺卫方看来，当下的基层治理，往往是通过强力管制等完成反现代化治理。于建嵘则认为，现代化治理是以基层民主的真正实现为前提的。

多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这个治理能力还牵涉到在基层官员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因为现在许多官民矛盾就出现在具体执行的过程当中。对基层治理，两位有什么看法？

贺卫方：我觉得政府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往往想的还是怎么通过现代化手段、大数据、网格化来控制人。比如说把所有民间的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然后比方说北京要搞大型会议，这个时候要把所有的上访人员都要控制得非常严格，不让他们闹事，

其实所谓的治理之所以以前叫government，后来用governance，这个词更多的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整个的秩序的形成，包括自由的保障，不完全是政府的事情，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基层社会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说无论在一个村子，还是一个小区，大家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大家的事情，大家共同的来加以研究，加以解决。所以基层社会的这样一种公共场域、公共空间的一种形成，和每个人的平等的参与，这方面是万万不可或缺的。

但是现在的体制下，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党的权力越来越渗透到各个领域。比如律师事务所，以前是没有党组织的，现在说每个律师事务所都必须成立党支部，都把支部建在连队上。民营企业、私人企业也必须要建立党组织，然后公司这属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必须要设置党委，并且党委对于重大决策要进行最终的决策，那同公司的治理结构、跟《公司法》、跟现在我们想象的公司治理，完全是不是一回事了。

以这样的一种党权到处去渗透，意味着对于人民的自制能力的剥夺，人民自我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要听命于一个政党呢？政党把手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中间去，这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治理。

要提高治理能力，就要还权于民，让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的社区，还是在一个公司，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大学的院系，都要真正地去探索。比如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行不行？以北京大学为例，为什么校长谁来担任跟我们做教师的毫无关系？这种党团组织在高校里边的设置，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程度。

多维：中国传统有一个所谓的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是一种现代化了？包括于建嵘所主张的，中国要从县开始进行现代化。

于建嵘：肯定要先做一个判断，比如最近几年来，中国基层的所谓民主是退步的，这是一个基本共识。早些年还搞了一些海选，但是现在是全面退步了。全面退步的原因就是它从一种自治变成了控制。当国家基层变成控制的时候，曾经有过的所谓基层民主选举等等问题，实际上都退步了。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他的目标发生变化。这个判断不是我一个人认识，这是个基本的要素，只要搞执政民主研究的人都得到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判断，村一级是不是适合搞民主的地方？这个有争议，我认为不是。村一级是社区组织，社区组织的核心不是选举，而是财产关系确定。一旦我们通过选举能够拿到你们家的财富去卖的时候，这个村委会选举是很恐怖的一个东西。台湾也有村长，台湾的村长选举特别简单。中国现在村长选举，有些地方要出人命的，原因就在于，台湾的当地讲叫扫地的，中国的村长是卖地的，而且卖你们家的地，这种村长谁不愿意当？所以这种民主不是通过选举来，这种地方安排，一定会使我们几个人团结起来把这个拿下来卖他们家地。所谓黑社会化、所谓的贿选等等都来了。

所以，中国基层的民主是要发展，村一级的自治不是选举的自治，而是财产关系确定之后的乡绅自治。但是现在的问题他们承担了国家的责任，国家控制社会的责任，这是要做的第二个判断。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个人建议：中国真正的民主要发展的话，应该从县一级开始，因为中国真正的基层政权是县。孙中山当年提出的观点也是这样，就是说把县一级民主搞好了，中国才能产生一步步走向民主。

但中国现实情况是，县一级开始走向了家族控制，共产党官员从现县团级之后才体现利益，一般党员是没有利益的。目前有8,779.3万党员，真正能够进入机关的党员739.7万，而这些党员中只有进入县团级的党员才能够真正有利益，大概是5%左右，这些党员的利益是与党的利益是相关的。

农村党员是有利益的。村委会选举之后是无法领导党支部的，相反是由党支部领导村委会。如何控制党支部呢？不叫你入党。于是村一级党员发展情况呈现家族化趋势，同时也造成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矛盾，村委会虽然是通过选举的，但权力在党支部，具体就是在某个家族中。于是村委会基层民主越来越不愿意去投票选举。所以最重要的是需要改变权力的来源。

多维：以问题为导向，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现代化建设？

于建嵘：乡村现代化的基础是什么？第一，财产关系的确立，不能因为选举而剥夺财富。第二，国家的公共资源由公共权力机构掌握。台湾乡村也有公共资源，是由乡公所掌握，而非村长。

我主张选举，但乡村选举没有意义。乡村需要乡绅自治，不是选举，乡村也要回到社区的组织单位，而国家公共权力才需要选举，通过表达和一系列的制度去保证，例如人大代表。中国在村级有最严格的选举：投票箱、海选，但却没用。因为党委会和村委会的关系没解决，最后都要听村党委的。

所以，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标准应该定为：第一，财产，特别是土地权，确权，不因选举而剥夺；第二、社区的公共事务可以通过乡绅的治理；第三、而牵涉到权力和财富的公共事务应该由国家权力制约。

贺卫方：中国农村治理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因为集体土地所有制无法落实对土地确认的权利。其次，中国有一套高于任何选举制度的党权在起作用，而民意选择的官员没用。第三，中国基层社会聚族为村，家族力量起非常大作用，搞不好的话会出现家族化和黑社会化现象。刚才于老师谈到的非常重要，对私人财产权利用选举的方式去剥夺，非常可怕。

多维：不得不说，在基层权力很容易变异进而损害他人利益。

于建嵘：中国发展党员人数大概是每年1.3%。现如今农村党员数量尽量不增加，原因在于被某一家族控制了的党支部不允许增加，只允许发展自己家族的。

贺卫方：现在农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以前同姓不婚，于是村子中的女孩都嫁到了别的村，娶到的媳妇也是其他村子来的。但现在这个风俗没了，导致一个村中，某个人是党支部书记，之后儿子、儿媳妇等亲戚勾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利益集团，对村子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可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中国基层没有正面的东西，我不反对也不拥护，只愿意将这个基本问题讲清楚。而解决基层治理存在的各种问题，最重要是要把国家的观念搞清楚，国家最基本的认知和价值理念是什么。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