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 中国不同经济学派的反思

2017年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全球贸易投资带来干扰。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现状和压力，正处在经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该如何有效应对？未来中国深化改革将何去何从？

在第三届思想中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学反思：不同流派的视角”为主题的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者从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的视角解读和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建言献策共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

北京现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认为，从经济学术史和经济史关系的角度讲，在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兴衰更替背后的历史时期，往往是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争论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容易产生新思想，新学说的时期。

主流经济学是在同各种非主流经济学流派的争议中，在部分吸取非主流思想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应该多关注非主流学派的思想。现在一些非主流学派思想很活跃，有不少亮点，这是理论创新选择中的机遇。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蒋传海表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的是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速放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经济新一轮的增长困境，全球范围内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含义是不同的，理清“新常态”的经济学意义，有助于认清当前的新问题，新变化。

制度演绎设计和政策制定

关于中国制度建设完成和政策制定的问题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系主任龙小宁认为：通过制度演化的过程，对比分析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辩证关系。制度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规则要素构成的。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它总是与国家权力或某个组织相联并保证实施，如法律、规章、公司章程、合同等称为正式制度。

龙小宁表示，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成俗、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并分析说明如何基于科技创新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关于制度的演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称，制度的演变源与诺斯，其对制度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研究，并最终发展成一套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

许小年认为，制度的演化是新的制度的演化是从一个均衡跃迁到另一个均衡，而这个均衡的跃迁最重要的部分是共有信念的同步改变。但是困难在于新的制度很能被实现。这就需要共同的信念。第二是新的共有信念的改进很难和谐。第三是先行者的悲剧，以及对现有信念的怀疑。新制度需要长时间的实际验证和实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就制度重要性做了进一步解读。他表示制度经济学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受到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中国在过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制度是基本因素。市场与科层制的混合是很好的创新。中国企业生态建设就是这种性质。他认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靠改革和法治。制度性交易成本下降对实体经济降低成本非常重要。

而中国社科院教授张曙光则根据实际对制度设计做了不同的阐述。他认为，现在经济学要关注现实，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时代造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力，对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

以产权为例，过去的经济学重视的都是拥有权，而现在的新的经济形态下，共享经济环境下，使用权成为主导。打破了之前的趋势。

中国公司治理和监管

针对中国和公司治理和监管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第一，治理的本质是制度，机制的设计问题。第二，不能以反思抹杀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对当下激烈争论到底是尤为还是有限政府，国企还是民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要不要坚持的中国，基准理论对中国方向性改革的指导作用毫无疑问，意义重大。

第三，改革治理既要有目的感也要有过度性。中国改革让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提高效率：二是要勃发创新力。要着力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

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原院长冯根福从国企改革的角度认为：中国国企监管和治理，改革成效甚微。问题在于，一是国企改革目标设定。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还是以投资者利益为主导是矛盾的。地方国企收购民营企业不合时宜。二是国企监管和利益分配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