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六四能否成为港人的政治启蒙?
沿着手机地图穿过N条小街小巷之后,笔者终于来到“重新开张”的六四纪念馆。它位于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刚进入楼内,抬头便看到写有“‘六四’关我?事”的横幅,极为醒目。
然而,与醒目横幅鲜明对比的是,六四纪念馆仅仅位于这个建筑二层角落的两间房子内。门面很小,只有桌子下的海报上写着“六四纪念馆”以证明我来到的地方没错。
这里的工作人员给笔者介绍说,这里是他们临时的地方。说着将我引到一张头盔的照片前说:“如果展馆可以更大,你会看到这个头盔。当年19岁的王楠去天安门广场拍摄,不幸子弹穿这个头盔而过。”之后他详细描述了纪念馆之前遇到的困难:“我们之前的场馆表面上由于官司,其实是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关闭。不过香港有一点好处是,在这里有相对的言论自由,虽然我们会受到打压,但都是事后的事情,不会有人事前阻拦你办这个展览。虽然新址比较难找,但我们也愿意花一些时间找一个不那么偏僻的地方,让更多人了解到六四的故事。”
这个工作人员很热情,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努力给笔者介绍这里的一切。当被问及年轻人如何看待六四时,他略显失望,“我们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或港支联)和学联在占中之后分开,学生认为我们每年的维园活动没有新意和新内涵,而更多的学生一心只想着赚钱,或者移民。”不过也因为这样的窘境,他认为自己仍然在坚持宣传六四更加是值得去奋斗的事业。
事实上,有这种担忧的还有一位香港大学的学生。她当天下午随着自己的同学一起来这边参观,大概来了有近20人。她对笔者说:“我们这次是跟着学校社团来的。我自己比较关注六四。”
同样,笔者问青年人对六四的看法和六四面临的问题时,她表示:“虽然如今香港学生、年轻人对六四似乎有了新的解释,但并不代表支联会宣扬的东西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如今中共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大,我是香港本地人,如果连我们都无法保护香港的自治和民主,不去宣扬六四所代表的精神,香港就更没救了。”
当问及她这样的观点在身边人中是多数还是少数时,她表示:“六四如何看待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了解这些事情,弄清事情的真相。”
事实上这句话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对一件事情存在争议和讨论不可怕,可怕的是再也没有人为此而争论:或者因为有“伟光正”的人命名真理,或者对事情已不再关注,失去兴趣。
当天下午恰好还有一群在香港游学的学生,他们学校是欧洲某大学在大陆的分校。笔者听到他们小声讨论,其中一个学生问:“赵紫阳?赵紫阳是谁啊?”另一个似乎对历史更了解的学生接话:“他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官最大……”
笔者无法形容听到这“自信”却“错误”的答案时感受。或许,让中国学生知道曾经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过于苛求?之后,六四纪念馆还来了一家香港媒体,其中有一位实习生来自香港中文大学。这位实习生也是本地人,她表示:“六四是我们的政治启蒙。”她很反感大陆前些年的国民教育,认为那是一种悲哀。
极度的反差让笔者心中五味杂陈的情感同一时间涌上心头。笔者认为,让六四被香港遗忘,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人表示:“八九六四其实才是‘最本土’的思潮。”也正如当天来采访的媒体同行表示的那样:“六四在香港是避不过去的。要想不知道这件事儿太难。即便是左派报纸也会有所涉及。”
另外据了解,这家媒体是拿着政府资助的媒体。虽然拿着政府的钱,但并不为政府说话:“当然,我们虽然是政府下的媒体,但我们香港新闻工作者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愿意做一个独立的媒体。”
此刻想起之前大陆媒体朋友给我描述的情形:六四前夕,中国大陆各大媒体或者门户网站已全副武装,对小编的培训也应该稳步推进,即将落实到位,严阵以待……
他们在防谁?六四,到底会被谁遗忘?至少香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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