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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为什么六四不应该画上句号?

每年6月4日例行的烛光晚会,按时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登场。虽然集会继续遭遇部分人批评“行礼如仪”,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甚至因此直接放弃任何活动,支联会最终宣布有11万人参与,为2009年以来的新低,但港人对六四的关注,以及六四作为一个特殊符号的存在价值,仍然不容低估。

当日下午5点半,刚迈步走出香港铜锣湾地铁站,迎面而来的除了香港潮湿和闷热的空气,还有人声鼎沸的口号和喧闹。

这种阵仗,让我想起在大陆看到的一个小品的经典台词“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当然他们的旗子不仅仅有红色,而是色彩斑斓。每一个社会或政治团体都高挂着或者挥舞着自己的旗子:紫色的公民党、蓝绿色的香港众志、黄色的民主阵线,挂着青天白日旗的“香港泛蓝之友”……每一个团体也都像大学社团纳新一般,撑起自己颜色的棚子,“社团”负责人站在高处卖力喊着自己组织的意图和纲领。

似乎在一瞬间,香港所有的组织都来这里“凑热闹”。更令笔者吃惊的是,在维多利亚公园外边,还见到了一群特殊的组织——“香港厨师联盟”,他们的口号也颇有自己身份特征:“走出厨房,关心香港”。

28年过去了,六四早已不再是中共的心结,也不再是邓小平的心结,反倒成了数百万港人的心结(图源:多维记者/摄)

身边的一位当地朋友向笔者介绍着各个团体之间的差别——哪些属于泛民,哪些属于本土,哪些激进,哪些保守。笔者真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觉得啥都新鲜。不仅努力接受着一股脑砸过来的知识,也顺手接过来各个团体递到笔者手中花花绿绿的宣传资料。

事实上,这就是香港多元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人都有组织和进入与自己利益、意识形态、观念相近的组织的权利和自由。

在此基础上,他们可以更好的去交流讨论。在当天下午两点,香港大学学生会举行六四论坛“爱国情怀到尽头悼念烛光为何留”,支联会秘书李卓人、时事评论员练乙铮和香港民族党陈浩天出席。

这组嘉宾中,陈浩天属于本土派,从所属党派也能看出他的“港独”倾向,而李卓人则是支联会的秘书长,仍然坚守“建设民主中国”这样具有“大中国情节”的口号。作为每年维园活动的组织者,李卓人来到香港大学讨论“维园烛光”去留问题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冲突感。因此,努力达成共识则是这场讨论会集中体现的特点。

时事评论员练乙铮则在努力扮演“促成共识”的角色。他建议应将六四视为抗争资源“public goods(公共资产)”要扩大,故支联会应开放悼念集会的纲领,“定得空、虚”,任何悼念原因都欢迎,不要让人反感,如改成“纪念六四死难中国烈士,警剔六四屠城”。

2017年6月4日,香港维园内一位老人在六四纪念碑前伫立良久(图源:多维记者/摄)

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平台进行讨论和协商,努力在现实生活中表达自己的观念,这成为香港生活的常态,但在大陆,诸如此类的讨论,几乎只能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网络中的键盘侠们用极低的成本制造着社会意识的分裂,但并不会去主动弥合分裂,一言不合往往就会成为对骂的局面。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笔者庆幸他们只存在于网络空间。

相反在香港,不但有足够的现实空间去讨论和表达,而这种讨论并未引发现实中的冲突。在维园附近三五成群站着警察维持秩序,他们没有全副武装,甚至有些懒散,已然见怪不怪的样子。笔者在当地的朋友说:“这些组织最烦的就是暴力。”当然,他们当天有着共同的主题:平反六四。

当夜色降临,维园内的烛光开始点亮,星星点点,照亮着香港的色彩斑斓。虽然六四作为一个符号的政治启蒙意义已经大不如前,但作为香港的一景,却有充分的必要继续存在下去。而这,于避之唯恐不及的中共而言,何尝不是一种有力的警醒与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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