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难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挑战何在？

前不久，中共印发了《关于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其中再次提到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简言之，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产出解释和解决时代问题的能力，在中国社会和人民心中切实落地，成为信仰。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直都没能被改造成为被普遍由衷信奉的价值理想，因为它的在地性较弱。其理论可以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理解、推崇，可以为工人阶级接受，却很难在占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中产生共振，因为它无法为平民提供心灵的安宁、慰藉，也不能使大众从中找寻到安身立命的抓手。

工人和农民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在很大程度上受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在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嵌入中国社会当中，之所以能够以这样的语言的背景下维持一个秩序，是因为嵌入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方式，与传统之间有着同构性。

自毛泽东（右）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想至今已近80年，该目标还远没有达成（图源：VCG）

中国人是需要信仰对象的。建国初期，伟大领袖的神魅性取代了既往神明、菩萨在人民心中的权威性，但无论是在情感结构还是理论搭建上，这种取代都脱胎于中国传统，这便是同构的表现之一。领袖的神魅性决定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受性，而如今的中国早已不存在这种人格化的决定力量，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一种给人自信力和愉悦感的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其实现必然要从中国传统的理论经验中寻找依据。从《意见》和习近平的5.17讲话中可以看出，确切地说还是要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对接点，建立健全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并将这一体系中的有效成分渐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中，对后者进行再诠释。

但是，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同样面临挑战，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特别是民间传统之间的关系、张力可能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切实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证明尚处在从完全参照西方“认证体系”到自我证明的转换过程当中。走自证之路并不意味着“去西方化”或是“去殖民化”，在全球空前紧密联结的当下，任何哲学、思想及文化都不可能自说自话，因为即使内容不变，我们看待和运用内容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选择性吸收是中国建立和完善自己哲学体系的应有方式。

在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建立和完善之前去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缺乏根基的，而且即便是该体系建立和完善了，也要弄清楚其中的哪些内容是与人民大众直接相关的，这些内容又是否能够满足人们对信仰的预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它们统摄于时代化的前提之下。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绝不只是就理论谈理论，讲话的内容体现出专业与严肃，更有更为深邃的内涵和布局（图源：新华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时代化涉及到中国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的现代性转型问题，更指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转型问题。而这两个转型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两者的契合程度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质量。

最后落实在大众化上，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建设一种类似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基础性的、中国的价值观，以此来对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能否提供这样一种价值观。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思考这种价值观可能性的路径也许并不正确，通常人们试图从孔孟当中当中去寻找，而孔孟包括道家文化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是作为不同时期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它在本质上是精英文化，而不是作为人们安身立命基点的民间价值。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必须重视民间的价值话语，而这种价值话语要从人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去寻找，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