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划习近平时代意识形态 中共面临三难题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恰好在约1年前，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而且在当时发表了长篇和系统的讲话。

分析人士表示，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政治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这一指导性文件，其实也可视为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动作。当然，意识形态也可以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形式存在。中共称其为哲学社会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许说明将其意识形态发展成为一种立足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正是中共当下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实践和经验先于理论发展，是邓小平时代取得改革成就的重要动力。不过中共十八大前后，意识形态越来越跟不上形势，多年实践积累的问题和分歧难以收拾，导致出现激烈的左右之争和严重的宗教化等问题，符合新时代实践要求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而且中共十八大后形成的新政治秩序，为其出现提供了顶层设计的条件。

习近平在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一万五千余字讲话，介绍了中共此项动作的系统思路。而于一年后发布的《意见》，则是在此基础上出台的操作方法。

可以发现，中共对哲学社会科学所定目标和要求甚高。例如，习近平提出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充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显然，满足这些要求并不容易。

上述分析人士还认为，目前来讲，中共仍然面临至少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其一，中共党政内部知识体系存在官僚化、功利化和僵硬化等现象。中共体制内知识分子是最受其倚重的群体，却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官僚集团的一部分，受到级别、职责、薪酬等方面的驱动与限制，习惯在既有框架内进行经验填充，很难做出突破性、前瞻性和高屋建瓴的思想成就。

此次《意见》指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规范完善职称评定制度、岗位聘用制度，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显然正是针对这一顽疾。不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当前状况，还难下定论。

其二，中共思想理论界缺乏宽容适宜的发展空间。不只是体制之内，体制之外也较难发出与中共主流政治理论不同的观点。在近年整顿互联网舆论乱象过程中，体制外理论学者的发声渠道也难免有所收窄。

当然，并非只有大争鸣才能产生大思想，但这种大争鸣所依存的复杂矛盾的舆论环境，确实能为大思想的产生提供丰沛的滋养。思想传播的渠道和平台极为关键。中共可能认为，其所允许和引导的一种话题讨论，也能培养出所需的政治理论。但以过去数十年的经历来看，这并非必然的逻辑。

中共一直是一个理论型的政党，但是自毛泽东之后，一直没有提出新的具有类似价值的政治理论。中共似乎陷入一种互证合理性的格局里。

其三，中共尚有许多敏感的争议性历史问题和现实政策。中共对自身历史和政治人物极为严肃，努力维护政治秩序运行所依赖的权威，本届执政者更是如此。一些本来争议性就较大的历史问题，比如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等，只允许有一种官方声音，甚至不容许外界讨论。

不过，近年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迹象。比如，在经过前几年的意识形态整顿后，中共似乎正在主动谨慎地尝试放开思想管控的尺度，这主要呈现于一些新媒体中。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一些中国境外媒体对中国的态度逐渐改观，成为一个发声的渠道和平台。另外也出现了一些有着新观察新观点的体制外海外人士，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考。

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中共高层已经有了一种宏观的理论雏形。中共十八大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也说明了这一点。如今中共的这一动作，是否是为提出新的具有毛泽东思想一样价值的政治理论作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