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之辩:列宁政党模式阻碍中共现代化
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在提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后,执政党如何走向现代化成为不得不考虑的课题。一方面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现代化路径讨论始终不断,而中共唯一执政党的身份恰恰又是为人诟病不够现代的痛点,这却又是中共最大的现实。
对此,多维新闻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围绕中共的转型,如何走向现代化进行了讨论。在贺卫方看来,中共要走出列宁模式的政党,需要将本身的意识形态走向人类的普世价值。于建嵘则认为,一党执政和一党专政是有区别的,中共可以一党执政,但不要一党专政。

多维:中共开始是革命党,到江泽民时期提出要转型为执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本身,至少说明中共意识到自身在执政过程中产生很多问题,需要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现如今,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提出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能否理解为中共自身也有转型的想法?而在此过程中,还会面临哪些具体的困难?
贺卫方:如果我们把眼光收到这个政党本身,的确在改革开放以来,它内部本身是存在着比较倾向于民主的力量,努力推动党内民主化和党内权力分立。深圳过去有过一段时间政治改革的尝试,在中共体制内,在党委下建立权力分立。三个代表的学说本身也有调整政党的功能和目标的倾向。所以当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说法有“全民党”的感觉,也有人说这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这个特殊群体的代言人。
但是一个很大问题在于,它无法摆脱党自身的利益。中共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建立了新政府,但它能否真正的以全民的利益、诉求、幸福、尊严为目标。其实中共有其自身的利益,即对权力的垄断,对国家所有活动的控制,对财富的垄断,也就是江山意识。例如一些红二代认为,江山是我们的父辈打下来的,其他人还想染指?江泽民和胡锦涛不过是职业经理人而已。现在江山又回到了我们手里。这些人强调要把央企做强做大,成为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然而这是赤裸裸党天下的概念。
想想从50年代开始,历次剥夺财富的运动。财富到哪去了?党可以控制所有的财富,经济生活甚至人们的思想。中共的党章中提到: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种说法是一句空话,还是实实在在的?
假如一个政党的目标就是维护自己对国家的权力的垄断,这样的一个政党将很可怕。当遭遇任何危机时,它就会不惜一切手段打压威胁其垄断地位的活动和人。所以中共想要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政党,我暂时没有看到它的努力。即使是中共党内曾出现向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开明的党内最高领导人,也曾有过某些努力,但没有达到效果。所以关于政党的问题,我们要回到之前于建嵘老师谈到的,需要回到根子上去观察。
另外,中共如今在党内开展民主,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在国家管理中搞民主。不存在“党内先走”的问题,要走一起走。

于建嵘: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和垄断权力,这种党内民主有什么意义?党内民主不能满足社会民主的需求,而且不要把民主作为终极目标。民主只是工具性的目标,是为了保障自由。自由的享有权利和平等等这才是目标。中国经常把一些工具性的目标变成终极性的目标。
设计各种制度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利益。事实上有很多方式可以协调利益,例如贤能亲民的皇帝,大家听从他的安排和分配,不会产生问题。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情况不太可能被接受。
所以很多事情要回到本源上来。如果提现代化,就需要谈现代性。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哪个阶段,而这些阶段才是现代化的基础。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人应该去追求自由的,所有的自由应该是平等的,所有的利益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回到这个本源然后再去思考这个社会,去发现这个政党能否给予这样的精神。假如我主张权力,而政党通过暴力维护自己的垄断权力,这怎么可能实现社会和谐?
今天中国社会中为何发生如此多问题?原因就在于其价值理念发生了变化。所以把民主定于党内,这种做法不对。江泽民提出中共要向执政党转型,因为革命党和执政党有着不同的逻辑。但为何没做到呢?一党执政和一党专政是有区别的。中共没有区分清楚两者的不同所以才没有做到。执政党的逻辑是大家服从你,听从你。而专政的逻辑是,你不服,打死你。

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还在发展。虽然很多人说:“你们这些右派和公知们看不到中国的发展。”但你需要去拷问,这个发展是为了什么,为何很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对这种发展不予认同?原因在于出现了制度性的偏差。如果不把执政和专政区分开,这个国家很难现代化。我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一党执政,但不能一党专政。我推测,假如现阶段中共放开选举后,没有党能够选举过中共,因为它控制着大量资源。然而今天我连提批评意见都不可能了,连说你不对的机会都没有。而这就是专政。我当然没有组党的野心,但你不能不允许其他人拥有。如果你允许其他人“拉帮结派”,那才是真牛,才是真有自信。
贺卫方:我认为中共要走出列宁模式的政党。这种政党是超越在国家之上的,不允许其他政党竞争的,打击所有异见的组织。如何走出?我认为中共本身的意识形态基础需要走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尊重这些最基本的观念:以个人的自由,以民主,以人的尊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为最基础的追求目标。
中共没有走出这种列宁模式还体现在细节。比如它在大陆建政已近70年,但还未登记,这就意味着你无法承担法律义务,造成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从法理角度讲这是非常不对的事情。另外国家财政和政党财政应该是分开的,这些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中共专职的党政干部,就不应该拿由纳税人的钱组成的国家财政,而应该从党的经费中获得钱。而且党的所有活动应该是高度透明的。然而我们始终不清楚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组部等机构的牌子在哪,而这些没有牌子的机构往往在中国是最有权力的机构。
现如今,包括中纪委在内的各级纪委都有权将某一个党员双规,虽然初衷是反腐败,但查遍所以的法律条文,都无法找到其有权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然而我们还需要欢呼“又打了一个大老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践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走出列宁模式,让中共变成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党,而非专政政党。
多维:不过我们的确看到了在中共的治理模式下,中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中力量和地位不断提升,影响力增大,这种模式也十分瞩目。能否认为,中共正在实践的这条现代化之路,也是其他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一条可选之路?
贺卫方:中国是否真的强盛?在中国,自由得到保证了吗?另外,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增大。在北京西北方向50公里外,看看那边农村家庭的财产情况,就会知道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多么畸形的发展模式。除此外,这个国家的环境污染情况严重,土地的毒化程度也无法公布。这两年不断抓律师、抓异见人士。而官员又非常腐败。财富的聚集,甚至不是这个国家的5%,而是在这个国家金字塔最顶尖的几百个家族手中。
于建嵘: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恰恰得益于邓小平当年给予的自由,是自由得到了保证中国才获得了发展。而毛泽东时代没有自由,虽然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最终按照中共的说法“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这几年,经济下行,这与自由的剥夺有一定关系。如果说真有中国的一种模式,那么就是当年邓小平放开了相对的自由,中国人民才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如今,这些财富被剥夺,同时又在限制自由。
所以不能说现在的高压政策带来了中国的繁荣。相反,也正因为邓小平给予的仅仅是部分的自由,才造成现在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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