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政68年 中共首对垒“私人”媒体

又一阵舆论风暴猛烈刮起，这次在中国大陆引起的反响似乎比以往更大些——庞大数量的并不十分关心政治的民众，首次感受到了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动作的“迅疾”。

或者说，一种确切、有形的“管制感”在大陆舆论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足以使这次大规模管控成为2017年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现象级事件。

据统计，连日来，依托于多个传播平台的数十个自媒体公众号被监管部门封禁，如“毒舌电影”、“严肃八卦”、“全民星探”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泛娱乐化，或聚焦于电影评论，或为明星八卦。

这些自媒体的订阅者多为千万量级，且均发起或参与炒作“爆款”娱乐热点，因而一朝被封，立刻便为全民聚焦。自然地，此番中共大动作依旧引发争议，人们不能理解，在一个看似应予自由生长的领域，何以突然重典整治？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是什么？

直面“私人”媒体

事件发生后，有海外评论者说，经过若干年的放任自流后，中共“有形的手”似乎重回文化领域。他们着眼于导致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认为这可能是中共建政68年来，首次直面对垒“私人”媒体。

自媒体近年来的猛烈崛起，使“私人”媒体展现出规模，这显然是一个直接促成因素。当数以百万计的自媒体几乎对社会形成全天候的全覆盖，挤压、威胁甚至淘汰了传统媒体，自然会引发中共的关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特别是不少官媒、党媒亦有“切肤之痛”时，某种应激反应就不可避免。

而自媒体们的“资本”“私人”属性，及其难以想象的膨胀速度和社会影响，则更加剧中共的警觉。

在中共眼中，西方式的媒体私有制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造成威胁。该模式一旦普及，意味着民众可能会成为“唯私利”“唯资本”“唯欲望”的媒体的拥趸，这显然和中共所倡导的媒体宗旨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中共并非憎恨“八卦”本身，而是在对抗泛滥现象背后的逻辑，媒体自由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之间，天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分析如此定义该事件：可以将之视作中共的媒体保守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的一次对垒，同时也是中共旧式治理方式在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网络产业时，无可仿效、无可借鉴之下的“摸着石头过河”——当缺乏更好调节措施的政府产生本能抵触，简单粗暴的打压便成为唯一选项。

分析者还表达了另外的忧虑。从事件发生后各方的反应看，民众对中共意识形态管治部门中宣部，恐怕更加失去信心，愈发严重的不信任感正在增长，这将令中共难以摆脱“塔西佗陷阱”。

一种全面的自我检视应当成为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共识，在长官意志与父母官意识泛滥之下，制定决策时忽视、不尊重个人自由成为某种见怪不怪的现象。这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能造成的伤害尤深。

也因此，监管部门更该重视的，并非管不管的问题，而是在管控的过程中，如何谨慎的行使权力而非简单的履行职责，并且科学地设计具体手段。

捕杀式整顿显手段粗糙

不理解、任性，是目前大陆舆论场尤其是上述公众号的粉丝们，最普遍的感受。

在他们看来，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一种八卦心理的满足、一种娱乐文化的追随，竟然也会受到如此严苛的管控。除去不理解之外，似乎也感受到了权力的任性——“没有依据，不做说明”。

尽管中共给出了解释，以微信为例，平台称上述公众号违反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这一2014年出台的规定明确，自媒体相关信息应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

不过相比起条目清晰的负面清单，这样的“底线”仍显得十分笼统，在搏杀日益激烈的自媒体红海之中，公众号们很难判断，自己为吸引流量苦思冥想出来的点子，会否无意中触碰到监管禁区。

此外评论者也指，一贯的粗糙手段加剧了大陆社会对这次管控的不良观感。

虽然从中国政治体制与中共治理模式出发，对网络领域的自媒体出手规制是合理的，但这样成批次的“捕杀式”封禁仍显手段粗糙，再往深去则直接指向管理思维的滞后。以堵代疏，已经有无数案例证明，这并不是一种最合理的治理方式。

并且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天然生态，对公众人物的窥视欲从来是不分古今中外的，也不至于达及善恶的高度，可以调节不使其泛滥，但完全禁绝不免有违人性。在开辟意识形态新战场的同时，中共也该考量，于当前时期将娱乐文化作为突破口，是否能取得适当效果，还是会激起更多的逆反与不解，反而压缩了官方所宣导的正能量媒体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