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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前最大危机：革命理想的破灭
1949年10月，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杰出的共运领袖毛泽东在此宣布了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生。从此，共产主义成为中国的官方理念，伟大的缔造者们坚信她牢固如磐石。
然而，信念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消磨，理想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逐渐在商品市场的冲击下，被埋头赚钱的大众所遗忘，丧失了以往的吸引力。
不过，“共产主义理想”认同的缺失，无疑催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抽离了各民族统一的身份认同，制造了国家分裂的可能，迫使中央政权不得不通过财政上的海量补贴和政治法律上的额外特权，来安抚部分非汉化的少数民族，以维持边疆的稳定；它削弱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孕育了潜在的政权合法性危机，以致于当局把稳定寄托在经济的飞速增长上，这实际上极大限制了其政治回旋空间。
就像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大陆当局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其几十年来在内政外交上总是力避风险，谨小慎微地维持着稳定，往往“缺乏更高的目标......像经营一间杂货铺一样管理国家。”（托克维尔形容奥尔良王朝君主路易·菲利普）这种消极避险的施政风格，与其说是实力资源的不足，不如说是为了防范潜在的认同政治风险。
法国奥尔良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如图）的统治，建立于君权神授完全破产之后的1830年，由于维系君主体制的意识形态已经灭亡，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执政，并力避任何可能的风险。托克维尔在回忆录里这样评价他“这个人是19世纪的政治怀疑者，又是18世纪的政治怀疑者，自己没有信仰，也不相信任何人有信仰。······其缺陷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同一性，他就是使得疾病成为不治之症的灾难。的确，号称公民国王的奥尔良公爵不得不沦为一位政治上的庸人（正统派讽刺他只是一位街垒国王，因为他的王冠是街垒后面的暴民赏赐的），他有中产阶级的狡猾和实际精神，但缺乏更高的目标，只能实行一种即少德性又却威严的统治，像经营一间杂货铺一样管理国家。”
然而，政治的稳定绝不能仅仅寄托在经济发展和谨小慎微之上，它必须扎根于被民众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土壤，只有具备了牢固统一的身份认同，政权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国家的稳定才能够承受风暴的冲击。因为，“丧失了意识形态基础的权力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又是容易遭受攻击的。”（梅特涅评价拿破仑）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风险，大陆执政者屡次尝试在马列主义的灰烬之上，构建出一种有利于稳定的意识形态。但是，由于这座庞大的革命哲学体系本身就不存在可供稳定执政所需的思想基础，而它所赖以修补的材料不过是其他一些思想的废料：有些早已在革命烈火的灼烧下只剩下枯骨（儒家），有些则从一开始就不兼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这就使得官方的意识形态构建，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效。
与之相应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则获得了野蛮的生长，并迅速占据意识形态的真空。从2006年开始，大陆的汉民族主义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汉服从一个社团爱好，逐渐变成了人所共知的政治象征，汉民族主义正发展成为活跃的价值取向；而边疆民族不但确立了牢固的民族认同，有的甚至还滋生了分裂意识；即便是一些已经深度汉化的少数民族，也在时代的呼唤下复苏了民族的自我认知。就这样，理想国破灭之后“我是谁？”的疑问，正在被混乱的民族主义认同所解答。
这种局面的形成自有其原因。一方面，目前的大陆缺乏能够整合意识形态的文化精英和思想基础，以及形成统一认同的共同考验。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内地之所以能够催生出被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概念（梁启超提出），就在于无论是当时的汉族文化精英，还是少数民族文化精英（维吾尔族翦伯赞，蒙古族梁漱溟，满族老舍、赵洪文国，回族白崇禧）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奉者，知识分子的共同认知使得“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新旧理念的大混乱中实现了无缝嫁接。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更使得这一认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了强化。
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存在真正的少数民族，他认为中国民族“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取自《论中国之命运》）这一被当代人认为是大汉族主义的思维，在民国期间，则属于被包括大部分内地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如梁漱溟（蒙古族）、翦伯赞（维吾尔族）、白崇禧（回族）、满族（老舍、赵洪文国）等所一致认同的国族理念。
中共建国后，在苏联式民族政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别被人为加固并被确立下来，即将形成的中华民族国族认同实际上被打破。另外，传统文化在政治浪潮中被无情扫荡，丧失了以往的意识形态号召力，并变得臭名昭彰，这也使得中国各民族丧失了整合国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因此，当革命理想破灭之后，民族的认同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8世纪末期大哲学家，德意志民族主义认同的吹鼓手和思想推动者，著有《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俾斯麦评价他为“德意志民族统一进程中的灵魂。”希特勒评价他为“上帝赐予雅利安人无以伦比的瑰宝。”
另一方面，从历史上来看，理想政治破灭所遗留的意识形态真空，往往最容易被现实的民族主义所取代。法国大革命以后，君权神授的政治合法性濒临崩溃，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国家的重构，法国的波邦王朝、奥尔良王朝都因无法适应这股浪潮而迅速瓦解，奥地利帝国则不得不演变成奥匈二元民族国家维持稳定；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破产之后，多个民族国家随之在其废墟之上接踵而立。
事实表明，当理想政治崩溃之后，基于同样血缘、历史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认同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这是必然的政治规律，而高明的政治家必然能够洞晓。1813年，伟大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统帅反法联军击溃了拿破仑，但他深深地知道，多民族国家奥地利帝国的真正敌人从来都不是那位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而是君权神授崩溃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梅特涅用尽了他一生的智慧试图压制蔓延于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火焰，但却始终未能取得成功。这并非因为他的失策，而是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文化较量，而非军政斗争，她需要的孔子、费希特和梁启超，而不是马基雅维利。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随着马列主义的消散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民族认同构建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而民族认同的构建，不仅关乎国家的统一，也关乎政权的稳固；不但需要官方的努力，更需要文化精英的贡献。也只有这个时候，马基雅维利才能真正意识到孔子、穆罕默德的伟大：毕竟，只有征服人心的力量才是真正无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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