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学者：皇帝的新衣与乌托邦试验

中国有没有可能建设一种类似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价值观，以此来对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有可能，这一对接点从何而来，从习近平上任后的一系列举措来看，还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突破，提炼和树立经典的价值观念，以此来构建中国理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学自然是很重要的吸收对象，但儒学自身也面临诸多问题和争议，就此多维新闻专访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朝辉，在他看来，借儒学构建中国理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

多维：近期，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文件中两次提到“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在这个“中国理论”体系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有没有体用的问题？有的话，谁为体，谁为用？

方朝辉：就像马克思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一样，我想这里讲的中国理论未必限定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有的学说。所以如果把它理解成怎么处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那就等于把中国理论理解成为一个现存既有的东西，实际上它这里讲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强调之间的一种互动性，之所以互动就是说中国理论本身还在建构当中，一个本身还在形成当中的东西，其关键点不在于儒家等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个实践可能更接近你所讲的“体”，当然体和用的表达未必是最恰当的，也就是说依然对中国社会有指导价值的理论，应当建立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实践。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一定要拿体用来表达的话，即是说中国人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还有文化心理，甚至历史的惯性，等等一系列构成的东西，实际是接近中国实践这个层面的，它倒更接近于是体，而中国理论是一个三代形成的东西，在未来形成的中国理论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掺杂在里面，所以它不一定是你所讲意义上的体用关系。

我觉得这里面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即使不把它作为一个官方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它也已经被提出很多年了，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大批学者提倡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建立符合每个国家自身民族特色的社会科学，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一，它与西方科学未必是完全不相容的、对立的，但可能存在家族类似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究竟能否建立起来，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于自身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还有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惯性、价值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整合之道，简言之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了解有多深。

并不是说要和西方对抗，为了对抗而对抗那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确实有非常好的方式方法值得中国去学习，两者可以融合，而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立之后应该可以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人类其他文化当中的相关部分相互对话交流，彼此补益，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但是它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土壤，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学者，在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上都是用西方既有的模式、范畴和价值观念来套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是缺乏把握能力的。

多维：而且西方的那套参照体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样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中国在没有对自己的传统理论有充分认识的时候盲目照搬西方，会导致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

方朝辉：对，西方有许多一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他们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受惠于对非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从中得到灵感和启发。比如说涂尔干，他当时提出自己观点时就非常在意少数民族、部落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从中得到的启发是他超越了自身。

中国古代的传统如果作为一种信仰来说，不一定要理解为哲学。因为按照西方来讲哲学是知识的学问，它不是信仰的学问，信仰是通过宗教来提供的。中国古代这些儒道释为代表的传统，我们姑且不说它是哲学，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信仰。因为信仰不一定要作为哲学出现。

需要清楚一点，信仰不是人为可以制造出来的，强加于人，信仰从根本上涉及到人的终极关怀，安身立命，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灵魂随便交付给别人，如果一个人在幼小的时候在信仰上被欺骗了，那么他长大之后有可能会进行疯狂的报复，对社会进行报复。

所以在信仰方面，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出于统治的需要，强迫人们去接受某种信仰，而且实际上也强迫不了，到最后只能伪装，伪装的结果就是皇帝的新衣，导致更大的欺骗和道德上的堕落、伪善，对整个社会是一种败坏。

在信仰和宗教问题上，人类在过去有过很多成功和失败的尝试，有一些小的民间宗教最后都消失了，经过几千年的淘洗，证明比较有生命力的，能够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安宁的信仰，就是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就是指妈祖、土地庙之类的，它不成体系，没有理论。它只是对自然灵异现象的崇拜，但这种崇拜也是地方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稳定地方秩序起到保护作用。

儒释道从不同角度为中国人提供不同的信仰，在中国几年的历史上，并没有官方统一的信仰，官方是倡导儒家，但也只是在科举的层面上，其实一些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大夫，本身也是佛教的信徒、道家的信徒。

绝大部分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他们的信仰是由地方民间信仰所构成的，另外就是祖先信仰、祖先崇拜，这也不是儒家发明的，早在儒家之前一两千年就有。当然它也代表一种民间信仰，但最后和儒家合流了。

今天我们社会在信仰上巨大的混乱，我认为是由于文革时期用一种信仰取代所有信仰，把过去历史上经过反复尝试以后取得成功的信仰全部毁掉，再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人们看到你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之下，确实非常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也曾在六七十年代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社会秩序，这点不能否认。

但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市场经济到来以后，很多人对那种信仰产生了根本性地动摇，官方信仰不接受，过去的信仰被毁灭殆尽，造成所谓的信仰真空。人们变得非常地急功近利，只看重眼前和当下的利益，任何精神的超验的追求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要重建一个民族的信仰，应吸取的教训是一定要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实际上一种信仰能否在一个民族长久地具有生命力，还是取决于这个民族过去几千年形成的思维惯性和民族文化心理。比如佛教一开始是反对婆罗门教，反对种姓制度，强调众生平等，这与印度主流的制度结构是对立的，然而佛教却在除印度之外的南亚国家、东南亚以及中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种宗教除了它自身的理论高度和层次之外，它还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里有关系，如果通过一种强制的方式来建立一种信仰，在历史上就是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试验，往往造成的都是毁灭性的后果。因为它把旧的东西毁掉以后，新的东西一旦建立不起来，后患很严重。

多维：为什么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在经历外族入侵后或外来文明渐入后，全盘否定自己以往的文明？比如土耳其就和中国很不相同。

方朝辉：近代史上中国受伤太深，人们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心理。中国与土耳其还是有区别的，土耳其在历史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在失败以后，伊斯兰教的品行决定他们不会更改自己的信仰，土耳其直到今天也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儒家与这些宗教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对彼岸世界是没有设定的，超验世界绝对的神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就更加的实用主义，儒家认为真正的天堂不在死后，而在人间。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家都是在讨论如何治国安邦，都是非常实用的。中国人也讲鬼神，但人类虚假考证，中国人讲鬼神与西方人最大的区别在于，西方的鬼神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这个世界可以随时消亡。但中国人讲的鬼神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包括祖先的神明，它可以随时回来安慰和保佑你。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个世界的末日是一定会到来的，这个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是死后的世界。也许中国文化是人类所有文化当中唯一的一支没有超出这个世界之外的信仰，就把这个世界当做唯一的家园。衡量这个学说的好坏，就看它对这个世界贡献有多大，从这个角度讲，之所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让中国人对过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信仰彻底崩溃了，过去虽有蒙古人、满人统治，但丝毫没有动摇中国人对文明的信仰，但是西方文明到来后，人们发现他们不需要借助儒家的学说就能够开创一个盛世，这样对祖先的否定就很自然的产生，因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民族。

我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建立在一个世界的假定的基础上，不相信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过去中国人只有一个文明，中华文明，其他文明都属蛮夷，现在发现有比自己先进的文明就开始怀疑过去几千年的文明。你刚才用土耳其作为参照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像它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而摧毁自己的信仰，包括印度到现在也没有摧毁自己的信仰。

除了看到希望文明的先进后对自身产生怀疑，还有丧权辱国以后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