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智囊：治港能否现代化考验习近平

近些年，香港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8·31决议、占中运动、港独思潮冒起，到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再到中国人大释法事件等，各种争拗一时间“热闹非凡”。伴随着层出不穷事件的发生，外界对于“一国两制”的思考和质疑也不断出现。 “一国两制”这一邓时代的制度设计是否已经过时？鉴于北京明确的态度，香港反对派的出路又在何方？

对此，多维记者采访了中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港府智囊首脑刘兆佳。刘兆佳认为，要解决现阶段香港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应当统一各方面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也就是回归到邓小平所提出“一国两制”的初心，以迫使反对派走向分化，让激进力量边缘化。

多维：“一国两制”已在香港实践了20年。在2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不是需要真正的像习近平所说的，对“一国两制”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一个理解和认知？你怎么理解习近平所提出的全面、准确？

刘兆佳：中央其实对于“一国两制”基本立场一直都很清楚，回归前在有些地方比较模糊是因为中央在回归前还是从稳定人心出发，甚至把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也模糊处理。所以很多时候，在“一国两制”下，由于自治程度非常高，会产生一种香港是不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这种错觉。

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制之间的关系，“一国两制”成功与否，其实也取决于中国现代化成功，但问题它成功速度太快，香港人的心理状态难以调整过来，过去一些优越感减少，不安全感上升，并且产生对内地跟中央的抵触情绪。所以为了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本土主义抬头，重新构建香港社会认同，歌颂殖民帝国、歌颂西方价值，目标就是重新建立港人这种自豪感，过程当中也把港人和中央进一步对立起来。

所以未来几年，一大挑战就是如何统一各方面对“一国两制”的意见，重新返回到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论述。另外就是如何强化特区的管制能力，提高它的管制威信。

另外，就是迫使一些反对声音走向分化，让一些激进力量走向边缘化，其他力量走向一个所谓忠诚的反对派。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就可以让“一国两制”的发展更好地达到邓小平希望“一国两制”达到的战略目标。

多维：其实“一国两制”并不是一个先进制度和落后制度的一个联姻，而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互融互通，而且在对于制度的理解上，香港可能更应该将其当做与世界沟通的桥梁，而不是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落后的，认为落后的社会主义拖了香港的后腿。

刘兆佳：邓小平从来没有说社会主义制度是落后的。很多人不喜欢社会主义，是因为中国曾经落后过，不是社会主义落后。所以中国某些地方富裕起来、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情况才慢慢改变。香港有些地方人认为大陆比香港还要优秀，比如说政府的管制能力、推动发展能力、决策果断。这都是香港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对内地多了一份欣赏。

多维：对于香港的治理，也是检验中国是不是足够现代化的一个标尺。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如果把香港作为一个试验田，你怎么看中国的现代化？

刘兆佳：有些内地学者说，香港问题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但忽略了一点，就是中共是全中国的执政党。执政党在香港并不进行实际的管制，而是通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来治理香港，所以问题就是香港治得到底好不好。

首先从全世界角度来看，香港治理得不错了。它唯一问题就是因为行政、立法，以及政府在推行政策方针遇到不少阻力，特别是来自反对派的阻力。

另一方面就是，有一批人从来不接受中共，以及中共的“一国两制”，他要另外一套，他们要通过攻击特区政府来证明香港的政治体制不行、不民主，所以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所以希望通过冲击、阻挠特区政府的施政，来迫使政治体制改革。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成功。

现在又是一个过渡期，就是说，如何明确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各司其职，能够逐步形成某种共识，对香港发展肯定有利。

多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不久前的涉港讲话，对于中央和特区的关系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厘定，而且也再次对港独群体发出了强硬讯号。

刘兆佳：张德江只是把以前不太愿意说的话，说得清楚而已。其实基本点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比照而言，邓小平的东西我觉得更有用。因为他更坦白，说得更清楚。而且有点大气，他可以说一些香港不中听的话。

多维：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这一次视察香港应该会也有一些大气的、实在的话。

刘兆佳：如果不出意外，基本上一方面会重申中央对“一国两制”的立场，申明中央不会让香港“一国两制”变形走样，同时肯定国家发展对香港带来哪些机遇。此外，习近平应该会很清楚说明中央对香港的立场跟对香港期望，包括对特区政府期望。

多维：这样，对香港来说应该是一个定心丸了。

刘兆佳：定心丸就是“一国两制”不会改变。你要中央不改变“一国两制”政策，那你就要承认中央、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的两个要素。你要求中央尊重你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香港也要尊重国家，不要让香港变成颠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