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前主席：习近平治港新思路

按照既定议程安排，习近平于北京时间6月29日抵达香港机场，并发表简短讲话，提出了此行的三大目的：热烈祝贺、体现支持、谋划未来。这是习近平单位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一次视察香港，也是9年之后的再次造访。

习近平抵达香港当天，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针对于此次视察以及习近平的“依法治港”等，曾钰成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曾钰成看来，习近平七一讲话之所以备受关注，很大的原因是此前其并未就香港问题有过比较系统、公开、完整的表述。而且与江泽民、胡锦涛相比，外界更期待习近平在治港问题上的新思路。

多维：今年的七一比较特殊，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首次视察香港。在来港前，习近平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香港回归20周年成就展时，提到了四个字——依法治港。这样的表达，也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奔驰港方略的总思路。你怎么理解习近平所说的“依法治港”？这对一直以来以法治作为核心价值的香港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钰成：依法我看有两层意义。一是按照中国《宪法》和《基本法》，全面落实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二是按照香港本地的法律，所有公职人员要守法，一般的香港市民也要守法，因为法治是香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是香港社会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前几年香港搞占中，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治安的行为，法治的概念当时是有一些混乱，市民要是认为自己有一个很高、很正义的诉求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违反法律，这个当时在香港也掀起了一番讨论。

所以，这个说法其实在回归早期，中央的领导就说过，也就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治港，按照《基本法》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权力，也按照香港本地的法律来管制香港。

多维：相较于香港回归后的中共历任领导人，也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治港思路有什么不同？

曾钰成：这是很有趣的问题，但我现在不敢有任何的判断，我很期待听习主席在香港公开讲话时发表的意见，因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香港回归以后的前两位国家主席，都发表过一些有关“一国两制”和香港管制等问题的重要讲话。

具体负责香港事务的张德江委员长就讲的比较多，港澳办，尤其是中联办的主任，也讲的比较多。但习主席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开的比较完整的对香港问题发表过讲话。香港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在新情况下中央对香港的看法、思路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要听习主席的讲话。

多维：如果进一步来看，这样的期待背后其实也包含着一个问题，那便是：中央对于香港问题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在和泛民、中间派的人接触时，他们都会提到一个困惑：不知道在香港问题上谁能代表中央？是张德江吗？是港澳办吗？是中联办吗？还是那些自称和北京很熟的人？习近平来了，他的讲话，某种程度上解开了这个困惑。

曾钰成：我不会这样看，因为中央政府的每一个部门的职权都是很明确的。到现在为止，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从张德江委员长，到港澳办，再到中联办，你可以说他们发表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也不相信他们的意见会和习主席的原意有很大距离。从2014年6月的白皮书，到过去这两三年，王光亚主任、张晓明主任的讲话，再到最近的张德江委员长的讲话，你应该看到都是一致的。

等着听习主席发表讲话，就是听他会不会从更高的那个角度来看香港。我估计习主席也应该会讲到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问题，那未来这三十年，就是2047之前，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应该在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当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很重要。

我是认为在国家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时候，香港是因为一国两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我不相信在这个新的战略下香港没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

我的想法是，要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一国两制”搞好，不能严格按照“初心”，原来设计“一国两制”的目的，来做好“一国两制”的话，我们在国家发展中能做的贡献肯定要受到很大损害。

所以，香港不能离开国家发展的战略来看自己的地位。有些人说中联办说了不算，甚至张德江说了也不算，习主席说的才算，我认为不可能是这样。

多维：你提到了“初心”。我们也注意到，在“一国两制”提出这么多年，以及在香港实践了20年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对于“一国两制”的认知和理解上，陆港两地也存在很大的偏差和不同。你觉得造成这样的偏差和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互相忘记了“初心”，还是怎样？

曾钰成：不能这样说。你想一想，“一国两制”是在八十年代初提出的，过去这三十五年中国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香港的回归本身就是很重大的香港政治地位的变化，突然间几百万香港人变为中国公民了。

然后，香港跟中国的关系不光是政治地位上的关系，突然间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香港居民跟内地居民的关系。香港作为一个城市，一个特别行政区，跟内地其他的地方，其他省市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是有这样的几个因素：香港内部的变化，国家的变化，香港跟国家关系的变化。你可以想象三十多年前，设计“一国两制”的时候，或者二三十年前起草《基本法》的时候，这能想象得到吗？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主管香港问题的官员都明白，“一国两制”是需要在我们实践当中不断去充实有关的方针政策，不断去适应香港和内地变化，要不断演进的一套理论。

说不忘“初心”、“一国两制”，一定要很清楚的是，香港是中国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是“一国”不能变。另一个“两制”，香港这一制，原来在香港的制度，我们应该要保留，尤其是保留它优越的地方，这个也不能变。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不管是国家怎么变，香港怎么变，香港跟国家的关系怎么变，“一国两制”还是对国家的发展最有利的，我认为这就是“初心”。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样去总结过去二十年“一国两制”实践当中的经验，怎么去正视曾经出现的问题，研究怎么去解决，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公开这样说，回归二十年我们庆祝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完全同意“一国两制”在过去二十年内已经取得了很巨大的成功，但是不能说“一国两制”已经全面成功了，已经达到了“一国两制”的最终目标了，因为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怎么解决，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认为有两种态度是错误的。一种是否定一国两制二十年的实践，认为都走了样、变了形，认为“一国两制”现在没有出路了，香港也失掉了信心，中央也失掉了信心，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客观的判断。另一方面的错误是觉得“一国两制”已经是伟大的成就了，出现了什么问题毫不奇怪，是很自然的事，是阶段性的。如果不去认真研究分析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去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来，“一国两制”往前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负责特区的政府、中央的政府来重视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既然出了新的情况，你就要研究，新情况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出现？怎么去解决？

多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泛政治化？因为从2012年开始，陆港两地就因为社会问题矛盾不断升级，从抢购奶粉风波到地铁进食事件，后来甚至爆发了驱蝗运动。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累积，港人便不由分说将愤怒和不满直接对准“一国两制”。当然，这可能也是互为原因与结果的。

曾钰成：这样的情绪，或者这样的观点也不能说全是错的。要是没有“一国两制”这些矛盾可能不会发生，或者说不会表现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形。例如说，广州跟内地其他地方也有矛盾，但是跟我们跟内地的矛盾不一样，因为“一国两制”。

所以有一些人把过去这几年出现的一些矛盾、冲突看做是“一国两制”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从这个方向去看，就是因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香港跟内地是有很多方面的差距，但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开放了，香港也需要对内地开放，你会想到2003年开放个人游的时候，是对香港的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是需要的。

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矛盾和冲突，是不是我们没有足够的预见能力去比较早看到可能出现的矛盾，研究怎么去解决，包括怎么管控、管理开放当中的两地融合的速度的问题。所以应该总结，特区政府应该总结，内地包括中央政府也应该看。

你可以用这个标签说这个是政治化。但是，在问题上贴这个标签解决不了问题。香港的房屋问题被指政治化，教育问题被指政治化，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政治化那又怎么办？不能说去教训香港人民不能把问题政治化，问题解决了吗？不可能。

多维：这其中也涉及北京治港现代化的问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其实香港的治理，也存在不断现代化的问题。甚至香港治理的成果，直接可以作为检验北京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在你看来，什么样的治港才算是现代化的？以及如何实现现代化？

曾钰成：我的理解主要就是要审时度势，也可以说是《基本法》说的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的方针政策。香港本地人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离地”，其实也就是共产党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一些问题，有一些是制度的问题，《基本法》是1985年到1989年起草的。当时主导《基本法》的起草我认为有三个迷思。

第一个，当时香港的管制的制度好得不得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制度，因为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香港的确是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繁荣稳定的时期，当时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大家都说香港创了奇迹，在华人的社会中，香港的经济发展是很高速的，所以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好，包括政治制度、管制制度。

所以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最好把当时香港行之有效的一套就搬到《基本法》，回归后照办就行了，这是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民主好得不得了，80年代中期到末期，整个世界潮流就讲民主，所以到90年代初，美国的福山有个论文，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找到最好的制度了，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所以起草《基本法》整个过程当中，对香港回归后一定要走民主化的道路，没有争议。争论的就是速度问题，所以中央的官员也指出，在《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提普选这两个字，但《基本法》说了行政长官经普选产生，立法会全部议席普选产生，大家的信念都是一样，普选当然是好的，民主当然是好的，所以第二个迷思，就是一定要民主。

第三，当时是因为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当时香港跟内地的关系、中英的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好的。

我当时是一个香港左派亲中学校的校长，我是感觉到从来港英政府没有对我们这么好，中英关系非常好，也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推出来，英国人以为可以跟北京谈判香港的治权问题，后来当然这个不行。

尽管是这样，大家认为国家改革开放了，越来越繁荣，不光是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文明、开放、民主。所以内地是越来越跟国际水平接轨了，回归后香港做为中国一部分当然我们跟国家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好了，香港人的民族感、对国家的认同当然是越来越好了，国家越来越发达，威信越来越高。所以不需要担心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矛盾。所以《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二讲的就是在2007年之前，香港的政治发展。

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先生说过，2007以后怎么办，你们香港人自己决定了，我们中央不管了，他当时真的是这样讲。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回归十年了以当时国家发展的势头，还要担心香港人不爱国吗？就是这一个样，现在三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三条，都不是像我们起草《基本法》的时候那么理想，那么简单。既然一个香港总督，加上我们的公务员可以把香港管得很好，那只要找到一个中央信任的人当行政长官，加上公务员还能不好吗？但回归几年就不行了，董先生发现，要推的很多工作推不下去。

现在管制的很多问题是体制问题，第二是民主问题。过去三十年世界上发生很多事，西方国家他们对民主制度提出很多怀疑。更大的问题，本来民主跟香港原来的体制是有矛盾的，1985年前香港根本是没有民主的，所以英国人管得很得心应手，但是一引进选举就麻烦了。过去我当立法会主席的时候，人家是批评立法机关跟行政机关不合作，行政立法关系差。很多人说以前英国人管的时候多好，可以前是没有民选的议员。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就是以为引进了选举还可以保留原来的行政主导的特点，这不行。

当然，我们国家的发展整体来说也是越来越好，这个是大家的看法，但是当中也有不少不理想的一些现象，而香港跟内地、国家的关系不是直线向上的，也有反复，过去这几年是明显的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国家多了一点比较负面的看法，这个也是以前可能想象不到的。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你说的那些新的情况，是过去没有预见到的，你说的管制要现代化就是要应对我们面对的这些新情况，来调整这些管制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