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刘晓波与理想的破产

“他不愿跟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流往前走，而愿意以逆水行舟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不愿接受现行宪法秩序，而愿意致力于破坏中国宪法、企图让有害的政治对抗合法化。”

那个曾经在狱中嗫嚅着“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不久前以羸弱的病体走出牢房，当然，这的确可能只是暂时的。北京时间6月28 日，在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后的第三天，出身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单仁平”在那纸著名的《环球时报》发文，写下了本文起始的那段对刘晓波的政治指控。

有人说，这是一篇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文章。因为对于一个罹患肝癌晚期的病人，即便是敌人也应受到人道的对待，何况他，只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甚至从他起草的那份政治理想《零八宪章》中都未寻觅到暴力改变的痕迹，因此不应该在目前处境下，还担心他会成为另一个热比娅抑或吾尔开希、王丹……

正如消息散播开来后，那些沉重而同情的声音所说，他已成为一个令人沮丧的符号，它甚至宣告了一种政治理想的幻灭。即使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纽约时报》也在一篇文章中暗示，刘晓波和他的同伴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显得如此得不合时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也许单仁平声称刘晓波俨然“今日中国的局外人”并没有错。

然而，这能证明刘晓波当初的选择或者说固执错了吗？刘晓波的政治理想可能最集中地显现在那份包括3,000多名内地知识分子的《零八宪章》之中。它全文只有3,554字，效法哈维尔等捷克斯洛伐克异见者运动所签署的《七七宪章》（Charta 77），主体内容不过阐述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6大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修改宪法、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公职选举、联邦共和、转型正义等共计19条“再原则不过”的主张而已。

我们相信这是他最美好而诚挚的理想。一个拥有理想而非“软骨头”的知识分子人是高贵而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如此一以贯之，即便他的政见并不见得毫无瑕疵且正确无误。

何况，刘晓波并不是一个人，无论在他的同时代还是从1840年代开始……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周期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一直念念不绝以西方为师吗？

1840年的一声炮响震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若说林则徐、魏源，乃至所谓的晚清四大重臣之政治理想只是在泰西之法中寻求“师夷长技”，至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敢逾越雷池的话，那么太平天国的那帮穷途末路的书生们只是在基督教神学这一舶来品中误入歧途，首次抛出“变法”二字的王韬则以天道循环为己任，断言“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却不过换来李鸿章的一番嘉许而已，至于康梁借着孔子的暗光向“西学”的政治制度靠近了一步两步，轰轰烈烈一场最后也归于烟云……

唐德刚认为，孙中山抓住了彼时的社会趋势，因而才可以一击不中，再三鼓动革命，最终洪流汇聚，大清王朝终于轰然倒塌，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便再难起死回生。时也，势也！

当然，辛亥革命没能完成整个社会的脱胎换骨，因此政治理想与社会改良在随后的数十年成为基调，这是那些知识分子更为擅长的塑造和启蒙国民性格的领域。

其实，后起之秀面临山河破碎、国仇家恨，对这个阴沉的古老帝国的一切远没有这般客气， 钱玄同、鲁迅不是主张废除汉字，甚至喊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在2011年上映的大陆电影《建党伟业》中曾出现一个如此脍炙人口的场景，吴彦祖扮演的胡适正在讲堂授课力倡白话文，遭一名女学生质疑“文言文较白话文更简练”，并举例“无能为力”。而“胡适”不着痕迹仅用“干不了”三字便否定女学生持论，一时全场雷动。

之后，大陆政权更迭，1949年后政治运动不断，打倒“孔家店”之后，知识分子又在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所制造的废墟上彷徨。随着1970年代末中国门户洞开，“西学”再次俘获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这在又一次“闭关锁国”之后的新洋务运动的刺激下，包括魏京生和他的“第五个现代化”在内空气迅速活跃，简直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次力是轮回。

1988年央视播出一部由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和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王鲁湘撰稿的纪录片《河殇》，这一当时因为对传统中国大河文明进行激烈批判而引起国人无数反思和争议的“政论片”可谓知识分子沉醉西方价值体系的极致制作，也被认为是诱导次年六四运动的先声。

其命运可想而知。

刘晓波便是其中深受这种政治理想的空气感染的一员。然而，正如他所说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他坚信西方普世价值胜利的同时，也在中国的牢房中感受到了现实的变化。

其实，在刘晓波及其《河殇》一代（姑且称之）缺席的时间里，中国之政治轨迹与社会文明日已大大不同。当然，对于曾经的政治理想尤其是美国式民主理想，甚至包括所谓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想象依然在今天的中国自由派中有所持守。但正如文章开始所说，它已经随着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淡去或者说老去而渐渐失去现时的感召力。

人们开始思考更多，对曾经的评判对象、对曾经的西方舶来品进行反批判式的检讨与纠正。

于是，我们看到，2014年，流亡海外的苏晓康表示，以现在的眼光看，《河殇》的思考水平有限，并且很肤浅。2015年，王鲁湘也在澄清，《河殇》并非对中华文明抱有敌意、或是全盘否定中华文化，而是针对1980年代各种旧观念对国家发展的束缚，进行一种文化批判上的策略安排，就是要用非常激昂的措辞，故意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才会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构一个现代文明的“梦”，希望中国像开放的海洋一样，建成一个开放、现代化的国家。同时他也承认，《河殇》以及当时的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

于是，我们设想，也许对于刘晓波而言，与现实进行和解是尴尬的，是难以接受的。对于一个异见者，一个成熟的政权应该考虑他的不适应，容许他的过去，甚至接受他拒绝改变自己，甚至成全他生活西方的向往中，而不是嘲笑他的不识时务、怀疑他保释的真实初衷。那样极不厚道，也太过促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