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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异国情缘:与日本女护士一见钟情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是日本贵族的后裔,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缘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同居,为此她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因为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当时郭沫若还是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瑀,四儿志鸿。

安娜和郭沫若生活了21年,不仅要忍受清贫,还要接受他和不同女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包括于立忱、安琳等。也包括他传染给她的性病,悲夫。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烧达40℃。因为他正在受着通辑,只好偷偷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石井勇医师无可奈何地让安娜准备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郭沫若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两个星期后便出院了。郭沫若带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温暖的、永远整洁的家。安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的注视着安娜那慈祥而安静的脸,又看到那圣洁的光辉,如他当年所看到的一样——圣母玛利亚。郭沫若感激道: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怀着对安娜的感激和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这些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诗。

从1916年到1937年,安娜与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1年,1923年曾随郭沫若和三个孩子回过中国。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于是,郭沫若不辞而别,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安娜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着孩子。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与于立群结好,在漫长岁月中,他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但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写道,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沐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安娜失去了日本国籍,成了一名中国人。

安娜知道郭已另有家庭,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通过多次交涉,她选择了与郭沫若解除夫妻关系,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避而不见,让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后来,安娜等人来到北平,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沫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这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当时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郭沫若晚年多次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

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83年曾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荣获第一届亚非和平奖。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安娜与于立群的儿女之间不相往来。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安娜在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据说郭沫若临去世前,见到安娜最后一面时,留下的一句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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