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必须吸取刘晓波事件深刻教训

刘晓波病逝了。北京时间7月13日，在刑期内因肝癌保外就医的刘晓波，虽经中国政府组织的中外医疗团队全力抢救，但终究还是抵不过病魔，也未能满足出国就医的意愿，很遗憾地逝世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年61岁。

这位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曾有“文坛黑马”之称，在八九“六四”期间，先是声援学生，积极主张政治民主化和言论自由，接着又说服学生在清场前夕离开天安门广场，后主动放弃逃离机会，被以“六四”幕后“黑手”的名义逮捕。出狱后的他一边常年要求中共平反“六四”，一边又针砭时弊、关注民间维权，呼吁进行宪政改革。

因为这些原因，他长期是一些强力部门的重点监控对象，直到2008年，由于发起签署《零八宪章》，再次被捕入狱，被判11年重刑。但这也使他获得了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成为当代中国最知名的政治异见人士，甚至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人物。所以当媒体爆出他因肝癌晚期保外就医的消息，乃至病逝，都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关注，成为有关中国政治讨论的最热门话题。

刘晓波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标志性的符号人物（图源：Getty）

不可否认，刘晓波的政治主张是否适用于当下中国，他是否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乃至诺贝尔和平奖本身是否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化色彩，皆存在争议。刘晓波本来只是一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并非专业政治学者，而且他的政治观点也深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分析实际政治问题时过于理想化，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于中国极其复杂的国情，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实践也格格不入。他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除了该奖评审委员会那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评判标准，某种程度上也有他被判刑入狱产生的助力，有阴差阳错的成分，刘晓波本人亦坦承自己并非最合适人选。

然而，即便如此，刘晓波还是不该遭此厄运。不论他的主张是否适合于中国，无论他是否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无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看待中国异见人士时是否戴着有色眼镜，他都是受中国宪法保护的公民，享有法律赋予的言论表达权利。

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怀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有着甘为推动国家进步而牺牲的精神。他所提倡的民主、自由，本身就是中共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机构成。虽然他的政治改革主张未必可行，甚至不乏激进成分，但我们都不能否认他的良好初衷，不能因为对他的主张不认同而将他关进监狱判下重刑。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情还是不可逆转的发生了。刘晓波只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而介入“六四”，他甚至在关键时刻还说服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但是他竟然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抓捕，这样的做法既寒了人心，又将他逼向体制的对立面。后来他又被长期监控、软禁，并无辜牵连到他的妻子和家人，一步步令他成为了国际社会眼里的自由民主斗士，直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陷执政党与政府于空前尴尬境地。甚至在他罹患肝癌晚期、保外就医的时候，一些机构和官员还是抱着斗争思维不放，固执地否决了他本人意愿，不肯让他出国治疗，从而再次放大了舆论效应，并进一步伤害了执政党形象。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在法治、人权和现代化治理上的严重不足，尤其是缺乏包容精神，不懂得怎么对待观点不一样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讲，这其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以来的重大缺陷，是封建残余，是古往今来不计其数悲剧的深层原因。

中共在这一点上其实有所认识，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曾严厉批判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的现象，无论是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历朝历代的文字狱，抑或清朝因为大兴文字狱造成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莫不如此。近代以来，中共更是由一批持有这种认识的知识分子组成和领导，既反对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又批判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专制和因言获罪现象，从而赢取了人心，让本属边陲的延安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最终成功夺取了政权。

然而建政后的中共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却表现得不尽人意，毛泽东将知识分子视为有待被改造的小资产阶级，予以防范、排挤和打压，酿成了反右、文革等历史性灾难，给整个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直到后来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才发生转机。持中而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共也在改变形象，致力于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期间虽然经历了“六四”悲剧，但总体上它在不断提升法治和现代化治理水准，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在司法领域清理周永康毒瘤，平反了不少积累多年的冤假错案，但是刘晓波事件的处理说明，中共的执政观念转变，以及依法治国的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提升仍然任重而道远。

我们也许要反思的是，近些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却为何始终难以让天下华人归心，甚至反而让一些人，特别是台港青年离心离德？我们不能将责任都推到“敌对势力”的蛊惑上，也不能总是单方面责怪这些人不懂事，我们也要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原因，特别是看看有没有那些专横僵化的官僚们的原因。

现代文明社会不同于古代，不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好经济，提升了实力，就可以自动获得世人的尊重，它还必须尊重现代世界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价值，展现出与时代诉求相匹配的现代化执政能力。否则，任凭投入再多财力进行形象公关，再发达的经济，也难以令天下归心。

刘晓波在刑期内病逝对中国过去多年积累的形象造成了严重冲击（图源：多维记者/摄）

这一点在刘晓波事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刘晓波离世，从香港、台湾到整个国际舆论，批判声音汹涌澎湃，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中共经营多年的形象。甚至不少人认为，刘晓波离世标志着中国法治和民主建设的前景将更加黯淡，共产党会越发专制。

客观地说，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准确，因为刘晓波的政治主张未必适用于中国，也因为一个个体的命运，并不必然就与国家的未来政治走向划上等号。自古以来的国家发展无不曲折反复，往往在倒退时蕴藏积极变革的因子，在进步时埋下个体悲剧。特别是当中国这样一个复杂国家，进行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转型时，更是难免附带着一些个体性悲剧。

但反过来讲，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否，又恰恰是透过个体命运来体现的。依法治国和执政现代化的承诺，只有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命运上，才能真正令人信服，也才可能转化为这个国家的吸引力。任何再宏大的历史叙述，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牺牲某些特定个体的命运的借口。

鉴于此，中共必须深刻吸取刘晓波事件的教训，要将之视为民族复兴必须克服的严峻考验，要在思想和灵魂深处真正学会包容和尊重知识分子，要将每一位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宝贵财富，要以每一位公民具体而微的个体自由幸福为依归，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依法治国和现代化执政的水准，让其内化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