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评胡耀邦五大贡献 含冤而死引发六四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15年，于2005年逝世。当时，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发表长文《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予以悼念。以下是《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贡献》一节全文。

胡耀邦随邓小平的再次上台而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总书记的任上，表现了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宽容胸怀、廉洁作风和政治上的远见。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方面。

（一）主持平反

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政治贱民）。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期主持平反工作，不但在促成“四五运动”的平反上起到过巨大作用，而且主持过全国性的平反工作，表现出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平等对待的现代理念。

文革刚刚结束时，如何对待“四五天安门运动”，乃“改革派”与“凡是派”之争的焦点之一，也涉及到今后如何对待民众自发运动的大问题。胡耀邦在中央会议上坚决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支持胡继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评论，以配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平反“四五运动”的决议。《人民日报》于1978年12月21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人民万岁！》。该文占据一版、二版、三版的主要版面，不仅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对结束文革的巨大意义，而且高度赞扬了民众自发运动的正义性：“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

这篇文章，不但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而且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

更重要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使二者同时从长期的政治歧视下获得解放，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阶级歧视和身份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当一个个被打倒的中共元老相继复出之后，当一批批被打成右派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之时，无数被贬入敌对阶级的普通的农民、工人、小职员、无业者……也卸下了政治贱民的重负，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以平等的政治身份回归社会，在政治上为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赢得了充分的民意支持。

胡耀邦主持的不分高低贵贱的平反，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政治的色彩——政府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人。

（二）主持并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全面改革

1、提出全面改革据《人民日报》前总编秦川先生在《1983年风云中的耀邦》（见《怀念耀邦。第一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回忆：早在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与改革》的讲话，针对只改农村而不改城市、只改经济而不该政治的跛足改革，首次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张。胡耀邦说：“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而且，胡耀邦还首次提出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三个有利”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官方文件中，在对“三个有利”做了些微改动之后，这个发明权就归在邓小平的名下。）

然而，胡乔木反对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讲话，特意约见秦川和王若水告诫说：胡耀邦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而且有与十二大精神不符的地方。所以，不要宣传中央某一领导人的某一次讲话，更不要作为宣传中心。在胡乔木的背后是陈云的支持。陈云在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向胡耀邦发难，严厉批评胡耀邦：1，胡不懂经济，盲目追求经济速度，因为陈云提出的增长率是4％，而胡耀邦提出的是7％；陈云甚至暗示胡耀邦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2，反对“全面改革”，特别是反对“城市改革”。

这段公案，最后交由邓小平决断，邓当时还站在胡的一边说：“战绩还是主要的”，争论“到此为止”。接着，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83年年底的《春节祝辞》中，公开配合胡耀邦，提出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加快全面改革。

2、主持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众所周知，胡耀邦推动和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主持召开了对思想解放意义重大的“理论务虚会”，也亲自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当年的亲历者王强祥回忆：“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揭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载于《纵横》2004年10月号）同时，在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胡耀邦针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提出了“活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和静止的思想，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活思想。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无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勇敢地面对新时代，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所没有提出和没有解答的新问题。可以说，他作为中共新党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推动，甚至在更深的层次上超越了“真理标准”讨论。

3、提倡文化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在文革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性文代会上，诸多被平反的老右派参加了会议，周杨在会上承认了当年充当整肃知识界的打手的错误，并向在“反胡风”和“反右”中被整肃的知识分子道歉。之后，胡耀邦到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不但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执政党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提出：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胡耀邦的讲话，为思想解放和文艺繁荣提供了来自高层决策的赦令，曾令许多备受文字狱之苦的作家感激涕零。

4、推动新闻改革和言论自由据胡继伟和王若水等人回忆，胡耀邦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就曾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允许批评性言论的存在，像民主墙上所发表的异见恰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在民主墙被取缔之后，胡耀邦赞成胡继伟先生提出的“设一个民主公园”的建议，并责成胡继伟找北京市市委商量落实问题。后来，北京市建议在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

在改革之初，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发起关于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大讨论，支持并保护过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开明导向。同时，胡耀邦还直接推动了起草中国第一部《新闻出版法》的准备工作。

早在1978年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新提出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提案。1983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会上，又有更多的代表和委员提出同样的提案。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非常重视这些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就新闻法提案作出答复，并责成中宣部对此进行研究和提出办法。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在胡、赵的支持下，开始积极推动“新闻法”的起草工作。

1983年12月，中宣部新闻局邀请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商议，正式决定着手筹备新闻法的起草。具体工作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同志负责协调由多部门组成的起草小组。1984年5月，召开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会，围绕新闻立法问题展开了讨论，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并出版不定期的《新闻法通讯》，编辑出版了包括清末民国的新闻出版法律在内的《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

尽管，胡耀邦在1987年初被迫下台，但在赵紫阳主持大局的情况下，起草新闻法的工作并没有停止，198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终于出台并提交给各界讨论。

遗憾的是，八九运动及其六四大悲剧，致使“新闻法”的后续工作完全搁置。（参见：胡继伟《制定中国第一部新闻法的艰辛与厄运》）

（三）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的宽容和保护

胡耀邦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的热情和行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对西单民主墙人士的保护1979年3月，邓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后，胡耀邦却在同年6月举行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对因言治罪表示不同意见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特别公开提到魏京生的被捕，他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虽然，胡耀邦没有能够保住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和刘青，但民主墙时期的其他人如王军涛、胡平等人，却在胡耀邦的保护下免遭牢狱之灾。（参见：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同时，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郭罗基先生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重在论述“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党内毛派马上指责该文是在为魏京生辩护，胡乔木更是大为恼怒，向邓小平打小报告，指责《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据胡继伟回忆，为了这篇文章，他与胡乔木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辩。胡乔木指责胡继伟不送中央审查，就擅自发表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的文章。而在实际上，该文在发表前经过了胡耀邦的审阅修改。

2、对知识界和新闻界的保护众所周知，胡耀邦被迫下台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一手硬一手软”，而没有按照邓小平的“两手硬”指示来对待知识界，特别是对待八六学潮中的大学生。所以，邓小平指责说：在胡耀邦庇护行下的思想文化界，一直处在软弱涣散状态，把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阵地。邓小平还指责胡耀邦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正是受到胡耀邦保护的刘宾雁、王若水、胡绩伟、方励之、夏衍、巴金和周杨等人，才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八六学潮的产生。

据八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秘书吴稼祥先生记述介绍：在1986年，在准备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时，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胡耀邦与党内极左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胡坚持不写入这两个提法，邓力群等坚持写入，双方多次把自己的主张上呈给邓小平，但双方都没有得到邓的最终钦定。最后的摊牌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上，文件中已经删去了“清除精神污染”，只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还是坚持要删掉，得到了陆定一、万里等人的支持，而邓力群坚持保留，得到彭真、杨尚昆的支持。最后是邓小平一言九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于是，胡耀邦的败局已定。（参见：《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

的确，胡耀邦复出后，无论当中组部长还是出任总书记，他对知识界的保护是一以贯之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抵制过汪东兴对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的兴师问罪，抵制过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对《人民日报》的指责，抵制过胡乔木对电影《苦恋》及其文艺自由化的批判。之后，在党内保守派凭借中共正统的“政治正确”而对“思想解放”运动发难，以“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打压知识界的思想启蒙和民间政治异见之时，胡耀邦再次出面抵制胡乔木、邓力群等毛派发动的“清污”运动，尽其所能地保护改革派知识分子和民间异见，使这一文革后的首次“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半途而废。胡耀邦还把朱厚泽提升为中宣部部长，朱厚泽随即提出思在想文化领域实行“三宽”政策：不仅宽容地对待知识界，还能宽容地对待“八六学潮”并抵制“反自由化运动”……

比如，据胡继伟的《胡耀邦与刘宾雁》一文回忆，在党内毛派频繁向中央状告刘宾雁时，胡耀邦没有因此而指责刘宾雁，而是责成胡继伟等人找刘宾雁谈心。他在给胡继伟等人的批示中说：“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因为保护刘宾雁等著名的“自由化人士”，胡耀邦承受着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巨大压力。对此种压力，胡继伟先生感同身受。他在回忆中特别引用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劝说刘宾雁不要去美国的史实来加以证实。胡继伟先生回忆说：1985年4月，哈佛大学邀请刘宾雁去讲学时，习仲勋对刘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

另外，在清污时期，胡乔木指控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老左棍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胡耀邦出面保护了巴金和周杨。同时，由于党内左派的压力太大，在保不住胡继伟和王若水继续主持《人民日报》的情况下，胡耀邦就用同属开明派的秦川先生主持该报，以便延续《人民日报》的开明导向。

胡耀邦曾在周杨受到胡乔木的整肃时出面予以保护。熟悉八十年代大陆思想论争的人肯定记得，1983－1984年曾有过一场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从延安整风时代到文革之前，周杨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也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头牌前台打手，在“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等运动中，被周杨整肃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然而，周杨万万没有想到，大半辈子整人的“毛泽东棍子”，却在文革中被毛抛弃，不但遭遇大批判，且身陷囹圄八年，所以，经过了生死磨难的周杨对自己以前的作为有了反省。他在文革后复出，逢会便忏悔，逢人便道歉，积极参与思想解放运动，支持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文艺创作的自由。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而举行学术讨论会，周杨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重点谈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及其异化思想，并呼吁进一步“思想解放”。

周杨的报告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他认为周杨提出的“异化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和陈云告了周杨的恶状。邓、陈两位党内大老把胡乔木的材料批转给书记处，胡耀邦顶住邓、陈的压力保护周杨。他认为：周杨的报告受到普遍好评，有新意，“不错”，胡乔木诬陷周杨纯属借老人来胡闹。于是，胡耀邦说：他要折腾，就让他折腾，我们书记处无暇他顾。

胡乔木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又利用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力，专门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打电话，企图阻止该报公开发表周杨的报告，但秦、王二位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没有理会胡乔木的招呼，全文发表了周杨的报告。胡乔木大怒，再次上告邓小平和陈云，指控第一大党报为搞自由化而不惜抗上。两大老又进行干预，责成书记处查处《人民日报》。胡耀邦无奈，只好退一步，撤销王若水的副总编职务，对总编秦川给予口头批评，还允许《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署名的三万字长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周杨进行公开批判。同时，在内部会上，胡乔木与邓力群一起围攻周杨，逼迫周杨公开检讨。

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胡耀邦的开明作风和廉洁人格，对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当他和赵紫阳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处理“反自由化运动”和八六学潮上的开明立场而被迫下台之时，他对知识精英、各界社会名流和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达到了中共的历任党主席或总书记都难以比拟的程度。所以，在胡耀邦含冤去世后，不仅举国为之悲悼，就连在政治改革上最激进的方励之也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开明。

（四）对西藏问题的开明态度

胡耀邦在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等问题上，表现了政治上的远见和制度创新能力。八十年代初，他与万里去西藏时，对1949年以来中共民族政策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检讨。他的讲话虽然没有超出中共的统战传统，但那毕竟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党魁，放下垄断一切的架子和从不认错道歉的恶习，对其执政历史的自省，对其民族政策的检讨的极限了。所以，他的那次高原行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阶层中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权与西藏及其达赖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决不会陷入现在这样的毫无进展的僵局，两岸关系也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敌视。

（五）权力上和政治上的无私

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力主废除终身制，并公开表示自己愿和邓一起退休，身体力行地为全党提供示范，让人民看到中共废除终身制和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

胡耀邦下台后，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锐去看望他，根据李锐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的回忆，胡耀邦这样谈及那段往事说：“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来，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事实上，早在中共12大召开前后，胡耀邦已经有意安排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尽量低调，胡乔木就抓住这点向元老们告恶状，陈云便自恃党内资历指责胡耀邦，薄一波更发挥了挑拨离间的作用，邓小平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权力的增大，胡耀邦有点翅膀硬了、不听话了，独断专行了。

由此可见，胡耀邦赞同并力劝邓小平退休，允许《深圳青年报》公开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完全出于真心，并非意欲取而代之的逼宫。我也相信，以胡耀邦的人品而言，他表示与邓一起退下，完全是出于真心与公心，决不是为了自己牟取更高权力的虚情假意。

然而，根本不想放弃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也只能以一己之恶意度耀邦之善心，必然从争权夺利的角度来看待胡耀邦的劝说，把胡的公心理解为私欲。所以，他罢免胡耀邦的问题上，急迫到不顾及任何党内的组织程序，甚至连表面的应景程序也弃之不用，完全是根据私家决定而采取人治的手段。据2004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记载：1987年1月13日，“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紧接着的2月4日，“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宋任穷、伍修权、高扬谈中共十三大人事工作问题。”实际上就是罢免胡耀邦。

一个几千万党员的政党，在决定党魁的去留和党的新一届领导的重大人事问题上，没有党代会、没有政治局会议，而只通过召集几名党内大老在邓家的谈话就决定了。邓的住宅就是太上皇行使绝对权力的密室，相当慈禧太后的后宫。如此丑陋的作为，还美其名曰为“提倡废除终身制”！现在的江泽民所继承的，正是邓小平开创的“垂枪听政”的恶劣先例。

正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太不合程序、太有悖道义，也因为胡耀邦的为政之德颇得党心，所以，胡的下台得到了党心民意的广泛同情，他才能在中共十三大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胡耀邦获得了173位中央委员中的166票，未投他的七票中，还有一票是他自己的。而整肃胡耀邦中最卖力的邓力群却被差额出中央委员会。所以，胡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内外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引发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动员的八九运动。

胡耀邦身居高位却从不利欲熏心，他那种嫉恶如仇、开明正派和廉洁自律的作风，也可以从保守派对他的反对中得到验证。比如，当下面的人为了讨好胡耀邦而安排其儿媳安黎（中共高官安子文的女儿）出任厦门市副市长时，胡知道后立刻让安黎下来。再如，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违法，胡耀邦坚决主张惩办，赵紫阳出于好心，力劝胡耀邦不要树敌过多，特别是像胡乔木这样的人，难缠的很，最好不要得罪。但胡耀邦没有听从赵紫阳的劝说，还是抓了胡石英。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引起震动。党内大老李先念曾因此警告子女说：“这个胡耀邦是什么也不怕，你们要是被他抓住了，估计一时也保不出来。”后来，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就此向胡耀邦发难，指责他搞的党内人人自危。

李锐先生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中这样评价胡耀邦：“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真理标准讨论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就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在这个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在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有些人还硬是‘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虑，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李锐先生对胡耀邦政绩的这段概括性评价，基本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