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不宜过度炒作“一带一路”风险

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的时间，期间每一个有关“一带一路”的动作都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是让这种关注达到顶点。

全球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国家派出政府首脑或代表参加此次峰会，特别是一直对一带一路态度保守的美国与日本也派出代表前往参加。根据中国官媒的报导，峰会共取得270多项成果清单，可谓收获颇丰。但与此同时，多个欧盟国家拒绝在一项贸易文件上签字，以及印度的缺席，也让外界对一带一路的前景有所质疑。

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他曾在过去两三年时间里就一带一路课题与院内同事先后调研了40多个国家。在王文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略，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仅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果，更是中国晋升“全球大国”的重要节点；至于一带一路存在的所谓“风险”，更多的是一种媒体层面的炒作。以下为访谈实录。

多维：一带一路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中国媒体对于一带一路的意义，从宏观到微观都已经谈得很多了，作为一个学者，您怎么看这一战略作为中国顶层设计的意义？

王文：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全球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

中国这些年的对外交往、对外政策，是分领域的，比如经济方面倡导“走出去”，政治方面相对保守，社会层面则是分散的，而像“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类政策甚至是分裂的。实际上，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全球战略。

一带一路则是中国第一个全球战略。我相信，早在中共十八大以前，习近平就花费了大量时间思考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一带一路是对三种质疑中国声音的回应。第一是对“中国不确定性”质疑的回应。此前，世界上很多国家质疑中国没有全球战略，现在中国拿出了一带一路；第二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回应，西方舆论过去充斥着太多“战争崛起”的内容；第三是对“中国崩溃论”的回应，很多人总是在鼓吹中国市场饱和、产能过剩、增长达到极限，中国则用一带一路表明，中国与世界市场全面融合。

从这一点上来讲，习近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野、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国家领导人。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的国家领导人，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等，但那时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全球”。毛泽东也有全球战略，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相对而言，那更多地属于“革命时期思想”。

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习近平是真正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设计中国的全球战略。我曾经说过，没有一带一路，中国当前也会有其他的“N带N路”，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一个代名词，形容中国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第一大经济体，特别是未来十年要逐渐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顶层设计与全球战略。这是中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一个时代产物。

多维：在官方表述和媒体报导中，一带一路出现的高频词包括互联互通、沟通、相互联结等，于是民间舆论中对一带一路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一种是“一带一路=投资走出去+产能转出去”，另一种是“一带一路就是建了一个做生意的（社交媒体）群”。您如何看这两种说法？

王文：这些说法都太简单了。中国的复杂性往往超越我们的想像。一些人，包括很多学者，往往有个毛病，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

一带一路有它“简单”的地方，但又很复杂。简单的部分，就是它是中国新时期与全球互动的一系列政策与全球战略。但同时，中国与全球的互动这个过程太复杂了，岂止是“朋友圈”、“产能合作”、“基础设施”等这些词能一言概括的呢？一带一路是中国与全球多维度的互动，有些互动内容远超我们的想像。

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今年过年（2017年中国农历春节）我去泰国，发现在那几天时间里，北京到曼谷的航班数量，超过了北京到上海的航班。北京到上海的航线是全中国最繁忙的航线，一天有一百多架次航班在两地间飞行。后来查数据才知道，泰国是中国人出境旅游的第一目的地，一年有将近900万人次的中国人到泰国去，相当于每天将近3万人踏上旅程，按一架飞机坐300人来算，可不是每天就需要有100架航班嘛！

而这样的局面，恰恰得益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让中国与沿线国家有了更多的交流，真正做到了“民心相通”。而“民心”要想相通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还是用泰国的例子，中国老百姓在泰国旅游的时候可直接使用人民币，绝大多数小贩都可以用中文和中国游客讨价还价，数十个国家的“落地签”与免签政策也极大促进了两国的人员交流，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像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大多数基建都是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很明显，一带一路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全球视野。

所有这些都说明，一带一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配套的、全面的互动政策，那些认为“一带一路就是朋友圈”、“一带一路就是产能合作”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太简单。我们需要用一种多维度的复合眼光去看待一带一路，它所反映出的，是对“中国全面拥抱世界，世界全面拥抱中国”的一种现状、进程和目标的概括。

多维：刚刚过去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29个国家领导人及130多个国家代表前来参加。闭幕式后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会议为一带一路合作建设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明确了行动方案。在媒体的报导中，这次峰会形成了270多项成果清单。这些成果与您的预期相符吗？

王文：这次峰会取得的成果大大超越了我的预期。具体来说，我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是没想到有那麽多人来。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都派了代表过来，如果中国放开了报名，我相信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会派人来。可见中国的号召力如此之强。

第二是没想到出席峰会的国家代表基本上都签署了相关协议。一带一路召开前的新闻吹风会，向外界透露的是将签署20项协议，现在签署的协议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第三是没想到美国和日本会派代表过来。日本派来了执政党内的二号人物，美国也派来了代表。峰会还专门成立了各类“一带一路工作组”。这说明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蕴含在一带一路中的利益，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体现了两个大国对于中国的潜在支持。

这些成果非常了不起。今年是2017年，回想100年前，1917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依然被其他国家瓜分领土；80年前的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总共有3，000万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死亡；40年前的1977年，文革刚结束，经济面临崩溃，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快要被开除“球籍”了；哪怕是短短20年前，1997年，中国GDP连西班牙都不如。现在，中国的GDP是西班牙6倍左右，中国一年的经济增量就“创造”半个西班牙！

中国在这次峰会所释放出的强大号召力，实际上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一种外溢，是一种溢出效应。当然，中国强大的同时也会有很多问题，就好像一个人很强壮的时候，身上可能会有一些小伤疤、小病痛，但这次峰会取得的成果的确是中国整体国力复兴折射出的现象。

多维：中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峰会成果的报导，排在最靠前的内容基本都是中国财政部会同26国财政部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有中国学者提出，从发起倡议到现在，一带一路应该从中国挑头转变为一个国际组织，让沿线各国真正把一带一路当成“自己的事”，并且在每一个具体项目上的投资都采用类似众筹的模式。您是否赞同这一观点？

王文：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这么说：中国在这次峰会上最大的金融成就之一，就是设立7，800亿元人民币作为引资的基金，未来可以作为一个杠杆撬动更多资金投入到一带一路中去。在我看来，这7，800亿至少能撬动8万亿到16万亿的资本投入，应该说中国很好地运用了金融的国家力量。

多维：在一带一路的成果之外，对外投资的风险也一直被人关注。在5月15日的峰会上，多个欧盟国家拒绝在一项贸易文件上签字，原因是“对透明度、社会体制与环境标准的担忧”。此外，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国家之现况各有不同，它们充满着各种社会及政治的不稳定因素。您认为中国面对这些阻碍，是否做好了周全的准备？

王文：这是很多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一直在炒作的话题，我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详细说明。

第一，风险潜藏着利润，越大的风险就意味着越大的利润。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成功，一路都伴随着风险，同时也伴随着克服风险的过程。当年有那麽多人跑到深圳“下海”，风险大不大？没有人考虑过吗？但最早去深圳的那批人，绝大多数都成功了。十年前北京就在喊房价高，但甘冒风险买房的人都赚钱了，怕冒风险的人都错过了，后悔得要死。

第二，我们对风险的恐惧，主要来自于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无知。陌生带来恐惧，恐惧带来对风险的恐慌。比如说，如果把世界地图上的国家都剪下来，有多少人能凭版图形状认出中亚五国？有多少人知道中亚五国的首都分别在哪里？

但实际上，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非常近，其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是中亚最大的城市，距离新疆乌鲁木齐只有约1个小时的航程，而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需要4个小时。大部分中国人连自己的邻国都不了解，所以才会觉得“风险很大”。但这都是泛泛地谈风险，一带一路就是要提高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和研究。

第三，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风险都是容易克服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无论是出去投资还是合作贸易，中国的企业能真正扎根当地，为当地作出贡献，那麽无论那个国家轮到哪个政府上台，都会希望中国企业留下来。比如华为集团，它实行的就是全球战略，在那麽多国家都有布局，过去这十年中，多少国家都更换过政府，但无论哪个政府上台，华为都没倒，这就是伟大的企业。如果中国企业以这种方式在一带一路中走出去，就无须害怕风险。

第二种，这个国家有求于中国，比如斯里兰卡。斯里兰卡2015年经历了政府更迭，但是新政府依然有求于中国，因为这个国家70%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中国公司完成的，印度和其他国家都帮不了它，所以只能求助于中国。这种情况下，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也相对较小。

唯一的风险来自于第三种情况，就是企业本身浅尝辄止、赚一笔就走，也不搞社会公益，不愿扎根当地，那风险当然就来了。

所以，关键问题还在企业自身，需要走出去的企业能认识当地、熟悉当地、扎根于当地，并且能好好地经营下去。短期内的亏损是没关系的，相当于交学费，可以慢慢地再赚回来。企业如果抱着投机的心态走出去，那肯定会有风险。

所以风险不能完全怪别人，像伊拉克、利比亚那麽有风险的地方，不是照样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当地赚钱了吗？北京倒是没风险，投资环境还不错，但你无论投资什么依然有赔本的可能性。

另外，做生意当然有赔有赚，与企业家本人的智商高低也有关系。同样是电商生意，马云搞电商能成为中国首富，别人搞电商就可能赔本，你不能说马云成功了是因为政治环境好、没风险，你对外投资了就是“环境不好”，失败了是因为“有风险”。要因人而异地讨论。

现在确实有很多学者和媒体在喊“风险”，但现实的情况是，在海外有3万家中国企业，每年走出去的企业数量增长率达到两位数。在海外长住的、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有300万，同样每年以两位数增长。那些人都是拿着真金白银出去、拿着身家性命担保，他们是真正在前方、在第一线的，难道那些坐在屋子里口喊风险的人比他们更有切身体会？

这里面存在很大的误导。我去过四十多个国家调研，至少我看到大多数的中国企业都是赚钱的，大多数走出去的人是成功的。

多维：现在诸如印度、新加坡等国，其实是对一带一路的推行构成了不少地缘政治层面的阻碍。特别是印度，曾有印度官方背景的学者来中国访问时表示，印度对于一带一路的猜忌与顾虑，集中在中巴经济走廊中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争议。您如何看待这个现况？

王文：我觉得不用顾忌和纠结于印度参不参加中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事情，反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中国可以包容印度不来。因为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你来我欢迎，你不来我也能接受。

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会参加9月份在中国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到时候他还是会来中国。不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并不耽误金砖国家的合作，不影响中印关系。

这恰恰是一带一路倡导的“丝路精神”，其宗旨是合作共赢，相互尊重，互利互信。现在很多西方媒体是在挑拨离间，挑拨中印关系。

当然，印度与中国同样是区域大国，人口众多，历史久远，经济也在崛起，尤其是这两年发展得特别好，印度人内心充满了自豪感。中国举办一带一路的盛会，印度不来，印度媒体很多都在批评。

我有信心，下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印度一定会参加，就像美国后悔没有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一样。现在，几乎所有美国学者都在批评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不加入亚投行。近期，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表示，如果能够消除外界疑问点，日本也将考虑加入亚投行。

一带一路是一块美玉，但真正的美玉不可能无瑕，而且恰恰是有点瑕疵才是好玉。但现在好多人就把这个“瑕”夸大，来贬低这块美玉。同样的道理，一带一路当然有它的问题，但不要夸大那些问题，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公道自在人心。

多维：日前您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表示，从亚太经合组织（APEC）到20国集团（G20），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中国晋升“全球大国”的重要节点。有国际媒体打出的标题是“习近平的外交胜利”，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王文：对于“外交胜利”一说，这没有问题，但我反对的是捧杀，不要把“外交胜利”形容成好像是一种“土豪”式的愉悦感。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个会议，中国办得非常成功。这次峰会的几个会场，包括国际会议中心、雁栖湖会议中心等我都有幸前往，包括峰会的筹备我也有参与了一些，可以说中国举办国际会议的能力越来越强。

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是那种“Talk Show”（脱口秀）式的空谈会议。这是第一次由中国设置议题、自主邀请、在国内举行的峰会，办得更加扎实，是非常圆满的一次会议。

但我觉得挑战还在后面。这次会议的圆满是一个成功的开始，还谈不上一带一路的胜利。一带一路的最终胜利需要历史和实践来检验，可能需要一代、两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检验证明。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中国作为一个全新的、新兴的全球大国，展示了维护世界和平、不愿意以战争的方式崛起的决心和底气。在以往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方式都太“简单”了。这种崛起的方式非常简单，就像一个粗鲁的大汉一样，让你服我的办法只有把你打倒，太血腥了。

中国现在崛起的难度多大啊，与周边国家那麽多领土争端，两岸还没有统一，美国前后围堵，还不愿首先发起战争，可以说，中国现在崛起的难度系数远远高于当年的美国。

从这个角度讲，一带一路折射了中国高难度的崛起系数，中国人必须使用这么一套复杂的系统来完成自己的全球战略。所以说，习近平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非常提振中国国民的信心，让人们发现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身段”可以“有硬有软”。

多维：从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开始，人们一直在谈论美国“逆全球化”的趋势，而中国在多个场合都表达了愿意承担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只不过要用与原来不同的方式。一带一路是否正在改变全球化的方式？

王文：逆全球化其实是个假象，没有所谓的逆全球化，只是说全球化变慢了而已，投资还在增长，贸易还在增长，只是增长的速度没有过去那麽快。

更重要的是，所谓的逆全球化也只是局部的现象。在美国，特朗普的出现曾经让很多人谈论逆全球化，但特朗普上台以后就再没有逆全球化的动作了。在法国，勒庞（Marine Le Pen）一直唱衰全球化，最后也没选上，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当选法国总统。

所以说“逆全球化”是西方一些媒体炒作出来的，要重视，但也不必完全当真。全球化的势头不可阻挡，一带一路破解全球化困境，提速了暂时速度放缓的全球化。

多维：那么，在一带一路的新全球化趋势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文：最大的挑战是人才。应该说，中国人整体应对全球化的能力、素养以及知识储备和知识涵养还跟不上中国需要应对全球化的需求，包括中国学者、中国媒体等。

作为全球大国，中国实际上面临人才滞后、思想滞后、知识滞后等诸多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思想的赤字”，整体而言是滞后于中国的国力，滞后于世界对中国的需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也需要“供给侧改革”，要培养更多人才。当然，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现在面临对全世界的供给，我们要有更好的基建，更好的金融服务，更高水平的贸易畅通，这些都需要高水平的人才作支撑。

多维：在经济之外，很多评论都认为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可以从陆上与海上打通前往中东、欧洲、非洲的多条“战略通路”，有些人甚至直接点出“突破美国的封锁”。您怎么看？

王文：不是这样简单。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出现了过去四十年中难得的相向而行的局面，比如中美都希望反恐，都希望人民币升值，都反对朝核，都希望地区的稳定等。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说“我和习主席之间发生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至少现在，中美在战略的同步性上迈入过去几十年来难得的同步阶段。美国也正在积极考虑参与一带一路，美国人也需要搞基础设施建设。

当然，相向而行，不等于中美没有竞争，没有博弈。但舆论高估了中美，尤其是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博弈和竞争，同时低估了中美之间在大战略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最大的障碍其实是中国自己，除了我们自己做错了，没有任何人能阻碍一带一路发展。

多维：很多分析在讨论一带一路的时候，都会拿马歇尔计划、经合组织（OECD）同一带一路作对比。您认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时候，可以从马歇尔计划和OECD中得到什么借监和经验教训？

王文：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马歇尔计划怎么可以和一带一路同日而语？马歇尔计划施行四五年就结束了，是区域性的，只针对西欧；而一带一路可不是几年就结束的，定位是全球性的。马歇尔计划有美国的私心，一带一路更多的是一种“公心”。这就好比有人问你，一个成年人成长提高能从一个孩子的小学考试中获得哪些借监？当然会有些借监，但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个量级的，时代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OECD目前被边缘化的趋势很明显，已沦为一个只是为富国俱乐部服务的组织，更不可与一带一路同日而语，但它们的一些经验教训仍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