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到习近平 中南海金融观已然蜕变

近日，随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落幕，中国政府开始通过宣传体系加强对金融工作会议的宣导。从“一行三会”接连发布告示表示将恪遵金融工作会议决议，深刻学习会议精神的结果来看，金融工作会议已对金融各领域起到有效的动员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中，中国政府对金融进行了明确的“定调”。在坚守“稳中求进”与严守“金融安全”的基调下，中国政府正着手构建一套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话语体系。

中共的金融话语发生变化

在此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金融再次“定调”。在会议公告中，习近平一方面再次重申：“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另方面，习近平更明确表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这番“方向性”的宣示无疑说明了本届中国政府在看待金融问题时已与历届政府有所区别，更试图同当前西方社会中“金融绑架政治”进行区隔。

据公开信息显示，中国领导人首次为金融定调或始于1991年。在视察上海时，邓小平表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从邓小平这番讲话来看，在以往，金融是独立于实体经济的单独个体，并且在现代经济中扮演起核心角色。

然而，过去几年，在金融自由化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出现了资产价格虚高，实体经济低迷的状况。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不仅未与经济起到相辅相成作用，金融反倒成为了抑制实体经济有效发展的黑手。

这种现象也引发了中共高层对金融角色的反思。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度就金融的社会功能进行重新诠释。在讲话中，李克强表示：“金融是经济发展血液和重要支撑”。随后，中共高层开始密集就金融与经济的社会关系进行诠释。

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视察银行时表示：“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这番表述也意味着金融不再是经济发展中的“独立个体”。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指示要让：“金融进入实体经济”。这一系列的话语意味着金融的服务性质，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功能性、从属性的角色。

中美对于金融的定义有所不同

相较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国正积极通过话语、行政手段改变金融的社会功能与角色。

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写一篇题为《如何理解中国式稳健货币政策的取向与实践》中明确提出中国政府对金融的认识与西方多所不同，反应到宏观层面便体现在货币政策上。

据徐忠表示：“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积极重视与宏调政策的配合，通过非常规政策手段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也因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追求的是为实体经济提供包容性支撑，这与西方国家追求的狭义且消极的货币政策有所不同”。

此外，在中国，货币政策是广义的，而非美联储（Fed）一般坚守狭义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思考金融问题时态度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

2017年6月，在中国政府强势介入下，悬荡已久的万宝事件得以落幕。面对各界质疑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行径是逆改革之举，中国政府却强调着一条具体的思路，即是：“资本具有自私的本质，然而，在经济发展中却又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因此，对于资本若任由其放任自流不仅将给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更将给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威胁”。

自1997年金融风暴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体系的崩溃都与金融缺乏有效约束脱不了关系。从历史经验来看，当资本缺乏具体约束时，资本将假市场之名走上自私的套利道路。这不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更将紧密连接的全球金融体系暴露在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下。

面对中国政府将金融置于服务实体经济的位置，并重手打击资本的劣根性，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是中国走上逆市场化改革的道路。然而，在中国政府眼中，这一系列的规范目的不在于干预市场，而是为了对资本与生俱来的“自私”本质预作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