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严三十年 台湾的另类“代价”

近十年来，台湾坊间不时流传一则略带自嘲的“两岸笑话”，它是这么说的：“早期啊，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台湾拼了命在搞经济建设；现在啊，大陆拼命在搞经济建设，台湾却在搞文化大革命”。这虽然只是个比喻，无法解释全局，却也抓到了一些两岸政经发展上的盲点。

重译这则“笑话”的正经说法，可谓大陆补修经济课，而台湾在补修政治课。不论是雅俗的哪种语境，这样的比喻都点出近30年来，当中国大陆戮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台湾却陷入政治纷争，日渐无力发展经济的景况。熟悉两岸发展的人，对此应该都有感于心。

2017年适逢台湾解严30周年，回顾30年来，台湾得意于早先的经济发展成果，依循“现代化理论”的指引，待一批中产阶级兴起后，诉诸对民主化的渴望，终于在“宁静革命”的国际礼赞下，成功扬弃威权体制，迎来政治民主化。随后而来的，是各式社会运动蓬勃发展，这当中确实带给台湾一些收获，却也同时付出了额外的相应代价。譬如说黑金政治、民粹政治动辄影响政府政策，主事的政府官员短视于选举需求，却少看了长远的规划等。这些都是解严30年，台湾实现三次和平的政党轮替之余，仍待修正、自我完善的体制缺陷。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7月12日以民进党主席身份主持民进党中常会，针对台湾解严30周年，呼吁社会反省这个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然后尽一切的努力，守护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民主。（图源：民进党提供）

检视台湾的现况，不言自明的一大困境是经济长期发展不上去，从治理的角度评估，很多问题若是处在经济表现好的条件下发生，于国家、于政府而言，确实能有较多的手段与资源相克服，所谓“经济决定论”自有其一定道理。举凡从年金改革争议、高等教育发展到民生普遍的低薪问题等，都是台湾经济长期停滞下，结构性的烂疮。同时，这个结构问题也直接影响了两岸关系的主被动关系。

回到最初的“两岸笑话”，真要说，政治纷争其实一直都存在，不曾在中国大陆或是台湾消失，差别是台湾的政治纷争，在早期的“白色恐怖”时被压抑了下来，而中国大陆则是一直都没明显的浮出台面。又换句话说，政治纷争是否真能与经济发展状态呈现绝对的负相关，其实流于直观解释，也难以言说。如果说政治纷争看起来比较严重，经济就会比较差的话，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治竞争，斗得绝对比台湾还凶，照理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表现应该会很差，但事实并非如此。

是以，两岸都有彼此不同的发展脉络，如果直接用“一个搞经济建设，一个搞文化革命”去嘲讽现实的话，未必能有多么精准的理解。

当然，台湾经济发展不若以往是事实，也是台湾自身必须注意的要紧事，但如果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民主代议政治的话，恐怕台湾的经济问题也没办法得到解决。扼要言之，台湾各方面发展的困顿，问题主要出在政府的治理能力，从政府组成到做出决策，乃至于政策执行，整套的不效率所致。

回顾台湾解严30年，尽管社会摆脱威权的压制获得喘息，但在发展之余，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总体产出的绩效却日益不彰，这是台湾必要严肃面对的挑战。客观来说，台湾如今的处境不被看好，日益穷困，但还未穷到只剩下民主的地步，当台湾内部早习惯站在民主的基础上，图凝聚各项发展的共识时，也必须有所体认民主不是万灵丹，民主实际存在走回头路的可能。如此，台湾才不会陷入以为民主万能，却万万不能的末路。

是以，台湾尽管接来了三次的政权和平转移，看似渡过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从威权解体、民主转型，最后民主巩固的阶段，但民主转型实是一个长时的过程，对于近年来，台湾内部多次提出寻求体制内改革的诉求，徐图解决问题之余，亦当避免酿生更多冲突，否则冲突面一旦扩张到一定程度，损及人民对民主的信心、伤及民主内涵，只会是适得其反的结果，倘若同时间的经济表现颟顸，更会加速人民对于民主体制的不信任。环顾土耳其、乌克兰等近年“民主反潮”的例子，台湾自当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