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难支 中共喉舌的另类角色

近年来，“公共外交”以一个新兴的外交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大力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开政府的主导，媒体也需要在外交领域有自己的发声和作用，但这一现状在中国却并不乐观。

因此在近期多维新闻联合东亚和平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八期多维·东亚和平圆桌会议”上，学者们就“新时期公共外交与媒体攻坚战”这一新兴的话题展开了讨论。认为中国政府与社会民间在现阶段公共外交领域的工作还未到达一个成熟的境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中这些问题分别存在于政府层面，社会企业层面以及民间层面。而专家们认为，“公共外交”概念出现许久之后，中国政府仍然不能熟练地去经营它；中国企业仍然觉得公共外交只应由国家政府来实施；而中国民间仍觉得公共外交是等同于政治的。

“公共外交”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在1965年。当时美国塔弗兹大学费拉逖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 将其定义为：“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

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 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 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 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等。公共外交的中心是信息和观点的流通。

媒体尤其是国际性媒体作为当今世界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在推动公共外交发展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已开始竞相利用媒体，积极参与到公共外交这场竞争赛中来，以提升它们的国家在外国人眼中的吸引力，同时借助媒体建立起良好的外宣平台，向世界展现这些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

作为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一带一路百人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柯银兵学者首先提出了他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定义。他认为中国国际行为体开展的公共外交以提升国家形象和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由不同的国际行为体参与（政府、企业、NGO），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采取信息传播、人员交流、合作研究等方式。

随后，福建华林开元基金会秘书长、时事评论员王烜引申指出，中国的公共外交可分为两大体系，三大层次。两大体系分别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体制内主要由传统的官方主流媒体、智库、机构、政府部门主导并实施。体制外则由半官半民或拥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媒体、智库主导并实施。

而“三大层次”可分为议题设置层、议题发酵层、议题遵从层。议题设置层往往由官方授意，针对阶段性的重大外交议题设置指向性课题，这当中也涉及到学界德高望重的意见领袖的参与甚至主导。

议题发酵层则是广大体制内外的媒体、智库、机构通过各种大众传播手段对议题进行发酵，形成阶段性的舆情。而议题遵从层则是关心公共外交的参与者，例如一些活跃的民间博主、即时信息群的群主等进行舆论的关注、讨论，呈现一种”受众+传播者“的双重状态。

而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孙兴杰副教授提到，公共外交对中国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之前有民间外交，但是跟公共外交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十八大以来提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公共外交在中国已经成为热点。就目标来说，就是通过公共外交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外界对中国理解和认知。公共外交越来越成为全民性的行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到民间和媒体都参与其中。从主线来说，还是政府主导的外交活动，也就是一国政府对他国社会开展的交往活动。

但对于现状，柯银斌首先认为企业在国家公共外交中是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但现阶段的现实是很多企业甚至不知道公共外交为何物。

孙兴杰教授补充道，国家可以分为四个领域：政府、市场、社会和私人空间，市场和社会应该是公共外交天然的领域，在这两块，中国还需要继续努力。

对于企业在公共外交的作用，柯银斌认为，企业既要为母国，也应为东道国公共外交做贡献。因为在国家之间出现僵局时，往往由跨国公司来突破。从而避免政府直接出面。

由于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还是一个初级入门者，所以难免会犯错误。柯银斌认为中国政府现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主导的方式有问题，应从具体执行者转变为规则制订者和监督者。政府可出台各类国际行为体的公共外交守则，让其主动积极参与。

他认为刚开始无论哪个国家，想要展开公共外交，就应由于市场、民间、对方的视角出发。但中国政府不是这样的。

王烜认为中国的公共外交的主要不足是，既没有发挥传统体制内”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优势，又在实际传播过程中缺乏容纳多元声音的雅量与讨论空间。建议要更加细腻地对参与推动议题人士本身的动机、意图进行判明。

如果确实是本着为国效力、为国谋划的立场，不妨在某些尺度方面再宽松一些，在动作上更有想象力一些。真正实现公共外交的”公“与”共“。此外，我们传统的海内外爱国统一战线的优势和方法要得到重视。

围绕着公共外交中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孙兴杰教授指出公共外交具有公共和外交两重属性，外交的属性就是政治，就是以国家战略为指标，公共则代表着多元和交流，这两种属性的平衡是公共外交成败的关键。

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首尔传媒研究生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相淳同样认为关键在于应从政府主导开始转向给民间，然后民间主导时需要再与政府合作，但更要重视我刚所说的公共外交的对方、市场、民间，让他们能够和愿意接受的方式展开。简单说“公共”的外交意思并不是“公家”的外交。

综其所述，在中国现阶段的公共外交现状上，各位学者一致地认为政府应由政策策略执行转向明确的战略策略制定。而执行和推广，则政府更应该放开让企业以及民间的力量进入，在整体上全面的补充政府的不及之处。反之，企业与民间也需要加强自身的使命感，不要本能性的认为公共外交是事不关己的政治，而是以一个主人，一个主体的身份投入进去，发挥自身的应有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