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外 北京打击山头主义这5年

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落马，引发了中国政坛不小的一场地震。针对孙政才落马的缘由，外界众说纷纭。

目前关于孙政才落马的传闻有很多，他多次在公共场合佩戴与其薪资收入不符的名贵手表，引发个人贪腐猜测的有之，其妻胡颖涉民生银行“高官太太俱乐部”的传闻有之，孙本人或在北京任职时涉“奥运腐败”问题的怀疑有之……除了这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腐败外，孙政才最大的问题，或许是出现在政治上。

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薄王关系、西山会、石油帮、军内私人部曲……这些名字和词语的背后，都是一个词——“山头主义”。甚至可以说，十八大以来的这5年，就是中共与长久以来存在于党内的“山头主义”作斗争的5年。

被频繁提及的“”薄王遗毒”

自7月15日孙政才去职，陈敏尔接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重庆官场频繁召开市级重要会议，几乎均以官场表态支持陈敏尔主政重庆以及陈敏尔强调肃清“薄、王遗毒”为主题。

对于很多不熟悉中国政治的人，可能会好奇，“薄王遗毒”究竟是什么？

2012年年初， 从辽宁政坛一路追随薄熙来到重庆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因为谷开来谋杀英国人海伍德事件，与薄熙来反目成仇，并于当年2月6日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继而引爆了十八大前中国政坛的一场“大戏”。

“薄王事件”之后，中共高层迅速对重庆政坛生态进行调整，一批曾经与薄熙来、王立军关系紧密的官员被调整、免职。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政策也被叫停，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昭雪。

5年过去了，似乎所有人都认为，薄、王在重庆的政治影响力已经逐渐消弭，“去薄化”几近完成之时，2017年2月11日，中纪委巡视组在反馈“回头看”问题时，在“党的领导弱化，担当意识不强，”“党的建设缺失，”之后，忽然抛出“清除“薄、王”思想遗毒不彻底”这一让外界诧异的说法。

同乡同僚 异化为同党

从2017年年初中纪委巡视组，到今天陈敏尔不断在重庆官场强调，这些迹象让外界音乐感觉到，“薄王遗毒”并非外界原来想的那么简单。

真正的“薄王遗毒”，指的是薄熙来与王立军过于密切、忽视党组织、不正常的私人关系。是地方书记与公安局长私人关系太过亲密，“一把手”和“刀把子”的关系“不清朗”——导致的党纪国法被置于一边的官场生态。翻看王立军的履历，他和薄熙来的密切关系从二人都在辽宁任职时就已经开始了。在薄熙来调往重庆担任市委书记之后，王立军又一路跟随前往重庆，一路走来，王立军这名公安局长不只是薄熙来在组织关系上的“下属”，而是人身依附的“家奴”。

透过“薄王”，反观孙政才，中纪委巡视组一句“薄、王”遗毒不彻底，让政坛暗潮汹涌——今天重庆，谁是“薄、王”？外界目光灼灼。

5月20日，重庆市党代会一开幕，外界就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兼任副市长的公安局长何挺没有出现。6月2月，多家媒体发现，何挺的个人简历已经从重庆市政府官网撤下。6月16日，何挺被官方宣布免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一个月之后，孙政才落马。

今年9月满54岁的孙政才与满55岁的何挺，不但年龄相仿，而且均是山东省荣成人。他们都是2012年空降重庆，分别接替薄、王的职务，两人共事近5年。重庆官场一直有传，何挺曾多次私下吹嘘自己与孙政才私人关系密切。

同乡、同僚，异化为同党，结为“山头”，这就是“薄王遗毒”。

“一把手”同“刀把子”该是怎样的关系

昨日之薄、王，今日之孙、何，两人市委书记，两任公安局长，他们背后，是作为一方大员尤其是政治局委员的党委书记，与有“刀把子”之称的公安局长之间，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理论上，在一个健康的中共党内关系中，“集体领导制”的原则之下，地方党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的工作交集，都应在党委会的组织活动范畴之中。而公安局长尤其是重庆此类直辖市的公安局长，在中国政治架构中又属于“双重领导”，既归地方党委领导，也要同时接受中央层面的公安部指挥。原因就是要保证中央不能轻易丧失对地方“武装力量”的管辖和控制。

无论5年前的薄熙来、王立军，还是今天的孙政才、何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的关系。既不是在地方党委的组织框架内，也没有重视中央的领导，而是凭借密切私人关系，让“刀把子”变成“一把手”的私人部曲。可以说，“薄王遗毒”是中共极端警惕的“山头主义”的一个变种。

直面山头主义

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所有干部都应该是党内领导层意志的无私工具。腐败尽管已经是恶劣的问题，但是它通常被断定为个人的堕落，而“山头主义”则被认为是政治破坏，危及党集中统一的基石。

从2014年以来，“山头主义”这个曾经被中共忌讳莫深的词，渐渐在公开场合被指名道姓的提及。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称：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同年10月8日，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再次警告全党，“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

而中纪委巡视组在经过5年对中国体制内所有系统进行“巡查”后，也指出山头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的一大忧患——有的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织，重大决策既不科学又不民主，搞“一言堂”；有的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

中国媒体的评论则更加直接，官媒新华社曾刊文点评，中共党内“已经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包括“领导的助手或秘书组成的‘秘书帮’；在周永康把控下的中国石油系统内步步高升的官员组成的‘石油帮’；以及将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变成了贪腐重灾区的官员组成的‘山西帮’。”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深知，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虽然中共领导人对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危害一再强调。但是当下中国政坛之上，山头、宗派依旧出现死灰复燃之势。

就以周永康一案牵扯出“石油帮”为例，以周永康、蒋洁敏、冀文林等石油系统出身的中共高级官员，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群而结党，他们的势力在鼎盛时期上至常委，下至一方诸侯，前有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作为保障，后有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国企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以至于一度在中国政坛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左右中国政局的方向。所波及的范围和深度，已经超出世人的想象，甚至出乎中共高层的意料。

大盘取势，落子开局，从江胡“九龙治水”的时代一路走来，习近奔驰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强烈的“立中央，强权威”的转型。政治社会的转型，往往是“一转百转”的，涉及到国家、社会、民众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这个过程必然是激烈的、痛苦的，而且转变程序必定要历时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完成。2012年的中共十八，只是一个开始，3个月之后的十九大，将是观察当下这个“习近平时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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