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再无诸侯 陨落成常态 中央地方关系重构

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在7月末遭查，被指“清除‘薄、王’遗毒不彻底”，薄熙来曾主政的大连市领导班子也声言要“彻底肃清薄熙来流毒”，再度唤起中国政坛对当年堪称一方“诸侯”的薄熙来的记忆，亦令外界对地方“一把手”能够施加给一城一地的深刻印迹有了更多认识。

不过山城重庆两任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孙政才的先后落马，也折射出中国政治格局和制度体系的变迁。从中共十八大后，地方大员受到中央层面更强有力的管束，甚至已被拿下多人。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迹象显示，其所谓“诸侯”之称，已经越来越名不副实。

地方“一把手”陨落似成常态

如果包括还在被调查的孙政才，中共十八大后落马的省级地区“一把手”的数量已经多达5人。另外4人是河北的周本顺、辽宁王珉、天津黄兴国和甘肃王三运。

其中，王珉与王三运都是在离开地方并已在中国人大任职后被正式调查，但是官方分析或调查结果显示，其所犯之事都主要发生在主政地方之时。

与前4人相比，孙政才的特殊之处是拥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其落马料会对各位地方大员们造成更大的震慑效果，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

除被调查和落马的方式外，中共十八大后还有许多地方大员提前退休或进入“二线”如中国人大或政协任职。相对于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其级别或许未变甚至可能有所提升，但实际享有的权利都将大打折扣。

孙政才落马引关注（图源：多维新闻网）

“一把手”受高压问责与制约

中央对地方“一把手”制约，也在过去几年形成了理论层面的准备与制度层面的建构。

在中共十八大后的官场整风期间，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等媒体曾发布多篇针对“一把手”的文章如《“一把手”要带头》《关键在“一把手”》《“一把手”要当好领头雁》。

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央深改组第32、33次会议，连续两次聚焦“一把手”，要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国亲为抓改革”，“一把手抓一把手”，把责任一级一级压下去。

这些都与习近平先前所述相近，很可能正是习近平的原话。

提出新要求之后，还有监督与问责。后者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纪委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加强地方层面的同级监督，剥离包括地方“一把手”在内的领导班子对同级纪委的过多制约；一是中央巡视组对地方的常态化高压巡视。

值得一提的是，王珉、黄兴国、王三运和孙政才的被调查及落马，都被认为与中央巡视组的“回头看”存在一定的关系。另外同样作为纪委系统的地方纪委或许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

消极作为与妄议中央成禁忌

上述“一把手”的落马，几乎都涉及贪污腐败。尚未公布调查结果的孙政才也长期受到类似传言的困扰。不过，其落马原因或许并不仅限于此。

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是这次修订新增的违纪行为。

王珉被钉到“耻辱柱”上之后，就被扒出存在“妄议中央”的行为，而辽宁经济形势下行与政治生态恶化，则与其消极作为不无关系。

有消极作为之嫌的还有王三运与孙政才。王三运主政下的甘肃省经济发展形势也不乐观。而孙政才则被指“清除‘薄、王’遗毒不彻底”，其实也是一种不作为。

更何况，与其他“一把手”相比，作为政治政治局委员的孙政才理应更加积极有为，有本领有担当，为其他地方大员作出表率，不作为会被视为一种严重的过失。

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会合“诸侯”

对于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能通过对习近平在过去几年多次汇合“诸侯”的政治活动的观察有所了解。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建议。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上海市长杨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等人集体与会。

此后，习近平又在2015年5月27日于浙江，在当年6月18日于贵州，于2016年7月20日于宁夏分别征召7至9个省级地区主要负责人。所商议题主要是经济和扶贫方面。

其实在以前也有过国家最高领导人会合“诸侯”的案例，还有国务院总理召集政府首长的情况，如毛泽东在1958年于河南召集9省第一书记研究人民公社问题，江泽民在1993年于辽宁主持华北、东北8省（区市）经济座谈会。但其频率都比不过中共十八大后。

观察人士表示，中共路面政治局有每月聚会的制度。其中只有6个省级地区“一把手”由政治局委员担任，其他20多个地区领导人都只有中央委员的身份，很难接触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其见面机会仅有中央领导人到地方视察，或每年3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之时。

在中共十八大前，中央与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传出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坊间甚至将地方大员及其以下的“一把手”称为“土皇帝”。薄熙来在重庆打造所谓“重庆模式”即是这种央地分离趋势的表现。

习近平在多次召开地方大员商讨国事，在有意无意间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更准确地说是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了中央对地方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