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真相：美国记者调查印度杀妻案

这个名叫贾汉吉尔·可汗的年轻警员起初向我们宣讲了官方关于吉塔案的说法——官方把吉塔被杀定性为一场意外。

印度皮普利凯拉——在印度的最后一周，我去和贾希尔丁·梅瓦蒂(Jahiruddin Mewati)道别。他是一个小村子的村长，我因为报道去过那个村子十多次。

我和贾希尔丁其实不算朋友，但那些年里，我们聊天的时候不少，主要是关于当地的政治。我发现他毫无顾忌，颇为坦诚。他怀疑我的动机，但又觉得我有趣，可能就像一只会说话的小狗那种有趣，不在乎我说的具体内容。

尽管没受过教育，但贾希尔丁是一名老练的政客，刚刚赢得当地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交谈期间，他常常会突然开始发表一通有关真理和正义的言论，情绪激动，充满爱国主义色彩，同时重重地拍打塑料桌以示强调，导致桌子弹起来。这番举动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他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的影响。抽动秽语综合征导致他每隔一定的时间就要插进“penis”（阴茎——译注）这个词。

他对自己工作的阴暗面很坦率。他占据的职位本是留给来自低种姓的女性的，但没人假装这不仅仅是一场骗局。选票上是他妻子的名字，出现在海报上的人却是他。

他在当地政府内部所做的几乎一切都是交易性的，都是为了获得小的家族和种姓团体的选票。滑稽的是，这种做法似乎相当有效。

在他宠爱的选民中，有一个群体是曾经的乞丐。他们属于我在印度看到的最穷的人。过去两年，我定期去看望他们。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惊人的改善——有些情况下是通过贾希尔丁的干预实现的。

他说服——我的意思是贿赂——种姓领袖允许女性做零工，她们的收入不断增加，这可以通过新修的砖房和营养良好的孩子明显看出来。新出台的一项补贴让女性用上了煤气灶，把她们从难熬的捡拾柴火工作中解放了出来。这种转变让我觉得低调却有着革命性的意义，好比避孕药在西方的问世。

我想称赞他对这些人的支持，同时和他告别。我的所有行李都已经装上一艘集装箱船了。船已经离开孟买港，越过非洲之角了。

得知我要离开的消息，贾希尔丁似乎有些不安。或许是因为觉得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不断问我问题。

英国人为什么离开印度？如果英国人离开了，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你们最喜欢吃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问的问题很愚蠢？在美国，如果我喜欢你并把你带走，你父亲会杀了我吗？在这里采写新闻对你有什么好处？你银行里有多少钱？你工资多少？如果你不告诉我你的工资，我怎么知道你有多少钱？白人不诚实是不是真的？接替你的人来了后，他愿意租我的车吗？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承诺保持联系，他把我的电话号码存在了“Angrezi”的名下。这个词翻译过来大概是“白人女士”的意思。最后，我们友好作别。

不久后，有人和我说了皮普利凯拉发生的一起谋杀案。我意识到我要再去找他一次了。

周四：可怕的传言

在皮普利凯拉报道期间，我常在一个名叫安于姆(Anjum)的女子家里落脚。她家旁边有一个手摇式水泵，她因此发挥了收集传言的作用。

懒洋洋地在那里休息时，我听说去年一名女子被她丈夫当着至少十几人的面打死了。

安于姆说，那名女子的尖叫声让她从沉睡中醒来，她抹黑走到20英尺（约合6米）外的邻居家。那个名叫吉塔(Geeta)的女子蜷缩在邻居家的浴室里，那是一个围起来的U淋浴间。她对替我翻译的同事苏哈西尼(Suhasini)说，那名女子丈夫手中的竹竿一下接一下地落在她身上。

“为了保护她，我把她拖了出来，”安于姆说。“没人保护她。所有人都只是看着。”

但当安于姆离开时，吉塔的丈夫——名叫穆凯什(Mukesh)，身形瘦小——站在被重重摔倒在绳床边上的吉塔旁边，又用竹竿朝她头部打了几下。吉塔当场死亡。

安于姆说，让她感到不安的是，这起杀人事件发生后，有人报了警，但警方几乎立即就结束了调查，几小时后便释放了穆凯什。

安于姆说，她目睹吉塔被她丈夫杀害。

实际上，就在我去的一天前，穆凯什再婚，娶了一个肤色比去世的妻子浅，个子也更高的姑娘。他让新婚的妻子坐在摩托车后座上，载着她四处炫耀。

穆凯什的兄弟巴布卢(Bablu)恰好在安于姆家旁边闲逛。他说，穆凯什发现吉塔骗人，所以才杀了她。

“他是很伤心，”他说的是穆凯什。“但昨天他又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他为什么还要伤心呢？”

我们开车去了位于几英里开外的最近的警务站，一个名叫贾汉吉尔·可汗(Jahangir Khan)的年轻警员被派将出来，与我们交谈。他带着一把枪托底部用铁丝缠住的步枪——他估计那把枪来自“希特勒时代”——他说他敢肯定我是美国人，因为我说话的时候鼻子会颤动，他看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电影的时候发现美国人都这样。

我们的谈话的精简版如下：

警员：她当时正在露台上睡觉。她醒了过来，要去小便。那里有一截木质楼梯，一截用竹子制成的简易木质楼梯。她下楼梯的时候，腿一滑，摔伤了脑袋。

记者：她身上的伤难道不意味着发生了更暴力的事情吗？

警员：如果被人用棍子打，棍子只会打到脑袋上的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死了。但当你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时候，伤到的就不仅仅是脑袋了。她身上有七八处伤痕，这意味着她没被人用棍子打，而是摔下了楼梯。

记者：通常而言，摔下楼梯似乎不会让头部受那种伤。你或许会扭断脖子。

警员：摔下楼梯会让你全身上下都青一块紫一块的。

记者：她的邻居没告诉你她挨打了吗？

警员：一些邻居说是她丈夫杀死了她。但这个妻子挺不错的。她很强壮，吃得好，很快乐，她还有两个孩子。她健康而又丰满，像你一样。

过了一会儿，警员表示他无法腾出更多时间讨论该案。离开的时候，他转过身对着我。

“这是你们国家之类的外国玩的把戏，”他说。“你会写点什么。人们会读到你写的东西，并断言‘这个国家再过100年才能进步’。”

周五：拜访凶手

我在某种程度上对那名警员最后说的话持赞同态度。

过去10年间，先是在俄罗斯，然后是印度，人们千百次地以不同的措辞向我提过同一个问题：你是谁啊？竟然跑到这里跟我们说我们的体制有什么问题。而且的确，驻外记者这个营生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殖民主义气息。我在海外工作的这些年，美国对于宣扬自身价值观的兴趣先是缓慢减退，然后是急剧下降。我觉得填补真空的地区霸权未必能起到更好的作用，但我不确定它真有那么糟糕。

我担心自己写了太多关于暴力的事情，就像那个警员所说的那样。特别是如今的印度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以摆脱赤贫，这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期待——伴随移动电话与互联网接入而来的改变；年轻女性拿到自己的第一笔工资，甚至许多家庭还有望安装第一台空调。

我同样写过这类故事，但是从赤贫到普通贫困的转变是微妙而难以捉摸的。而暴力则是如此显而易见。

穆凯什和吉塔的家庭照。

但也有这样的事情：我和住在穆凯什杀死妻子的那个院子里的两个年轻女人聊过。事发第二天，她们蹲在地上，用双手擦去血迹。然后用一层薄薄的牛粪覆盖整个庭院，让它们硬化成石膏状的东西。

在家庭之中，新婚妻子的地位是最低的，这意味着如果食品不够的话，年轻女人即便怀有身孕也不能吃饭。根据种姓规则，当着地位高的人，她们不能坐在椅子上或床上，然而大多数时间里都会有地位比她们高的人在场，所以一直以来，我采访她们的时候就是坐在一张小床上，她们蹲在我的脚边，仰头看着我。

问起吉塔遇害的事情时，大儿媳压低了声音，因为她的回答和村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这是不对的，”她说。“如果我丈夫打我，那现在会怎样呢？”

我们穆凯什的露台上找到了他，他正和新婚妻子一起切着秋葵。爬楼梯时，我的心脏狂跳不已，但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问他是否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他是怎么做的。新婚妻子说她相信吉塔死有余辜，穆凯什用不着为此担心。

这位新婚妻子很是兴奋，因为她可以用燃气灶做饭了，这个燃气灶还是吉塔去世前登记获取的。她红着脸说，起初她很害怕这东西，但是穆凯什帮她点着了火。她正戴着吉塔的首饰，并且使用她的化妆品。

她似乎对一件事情感到忿忿不平——公公婆婆告诉她，婚礼之后，他们会用一个新的名字称呼她。现在，她的新名字是吉塔。

周六：回到警员那里

在我的工作中，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不多，抓住别人说谎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我们回到了警察局，带上了我用手机录下的穆凯什的自供状。

那位警员似乎有些不安。他说他不想在警局里跟我们说话，并邀请我们到警局对面的茶水摊去。但是那个茶摊被六个身穿卡其制服出来休息的警察占了，他们互相揉乱对方的头发，吸着比迪烟。于是这位警员带着我们来到一个小小的拖拉机维修店，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坐在草坪的椅子上，我坐在一张绳床上。

天很热，不断有吱嘎作响的牛车经过这条主路。我们告诉他我们之前一天发现的情况后，那名警察不停地用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然后，过了一两分钟，他开口说话。

“你得到消息，”他说，“然后你去调查。每个故事都有两面。我们必须假定双方说的都是实话。穆凯什跟我们说，她摔下了楼梯。我们也问过那个女孩的家人。她的妈妈书面承认，女儿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在之后的45分钟时间里，我用很多不同的方式问他同一个问题。苏哈西尼在翻译时尽量让我的问题听起来不那么愤怒，但那并不容易，因为我就坐在离他三英尺外的地方，身体前倾，盯着他的眼睛。

如果你当时问我，我可能很难跟你解释，为什么事实那么重要，因为我采访过的人中似乎没有一个人对重新调查此案有兴趣。但是，我一直问他，他一直撒谎，直到我们都筋疲力尽。

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的谈话似乎出现了一点波动。我们安静地坐着，已经找不到其他重申自己立场的方式。他盯着商店的后墙，突然谈起了圣雄甘地。

“这里的人把甘地的肖像挂在墙上，”他说，“但他们并不遵守甘地的原则。”我问他是否喜欢当警察，他轻轻摇了摇头。说不喜欢。

然后，他请求我们开车载他回家。我猜他只是对坐空调车感兴趣——这里的人很穷，他可能再也没有别的机会坐空调车——不过，车一开起来，他就开始说话，没看我们，而是盯着前面的路。

“我跟你们说，这是一场谋杀，”他说。

他说，穆凯什的家人贿赂了警察局的高级警官，但这事之所以能成，首先是因为村长贾希尔丁·梅瓦蒂积极说服吉塔那位寡居的母亲撤回谋杀起诉。吉塔的母亲是打零工的，住在30英里外的一个村子里。

整个事件让他有点恶心。“这件事让我感觉很糟，”他说。“这是我想辞职的原因。这里99%的案件都是这么处理的。我非常愤怒。我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这里有四个人，他们强奸妇女就像从鸟身上拔毛，但他们从来没被拘捕。”

他说他想当司机，问我是否可以帮他搞到去美国的签证。他问我父母多大年纪，住在哪里，是不是有很多美国人有糖尿病。我承认那是事实，他奇怪地看着我，问道，“那我为什么要去那样一个地方呢？”

皮普利凯拉村的村长贾希尔丁·梅瓦蒂。

周日：头领的解释

所以，我又回到贾希尔丁的院子里，这次带了一个文件夹，里面全是他违法的证据。

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把手机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这样他就知道我在录音。他的儿子在听我们谈话，儿子一度试图提醒他，他是在承认自己有罪，但贾希尔丁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对我们说，他为自己能压下这个案子感到自豪。

那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吉塔应该死去，或者她的丈夫应该逃避惩罚。而是因为更实际的原因。穆凯什庞大的家族掌握着150张选票，而贾希尔丁上次凭借91票获胜。对他们的种姓来说，谋杀案会是一个污点，通过掩盖这起谋杀，他给一个关键的票仓帮了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忙。将来，那可能有助于他再次当选。

“在印度，投票从来都不是为了发展，”他说，“也不是为了做好事。投票都是为了种姓、家族和社区。百分之十的人会说，‘他做的事对我有益。’”

他说，那并不容易，警察向穆凯什的家人要了一大笔贿赂。他说，最难的是劝说受害者的母亲撤销起诉。

吉塔的母亲是打零工的，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在工地上干活，每天头上顶着篮子来回运送混凝土。女儿去世前，从没有警察找过她，更别提村长。但是，当他们看到女儿尸体的情况时，她很愤怒。她的亲戚们说，穆凯什下手很重，透过裂开的头皮，可以看见她的头骨。

贾希尔丁称，自己给吉塔的母亲做了五个小时的劝说工作，她才最终松口。

“他们特别坚定——他们说，‘我们不会允许这种妥协发生。’他们不会动摇。他们把女孩的尸体送去剖检，”他说。

有时你会感觉，强调个体权利的欧洲法律体系，对这个非常注重群体权利的国家影响甚微。政治领袖们让这一点渗透到了文化中：在印度，平等是指群体间的平等。公正是群体间的公正。

我在质问那名警察时获得的一点胜利感消失了。我跟这位村长之间的愉快也消失了。他注意到了这一点，把头转向苏哈西尼。

“请你问问她，她觉得我是哪种人，”他问她。“我不贪婪。我没有任何贪欲。它是一种服务。你也许会认为，我贪求村民们的投票。”

我没能充分安抚他，他变得很激动。

“你来这里也是带着贪欲，”他说。“你想要新闻。而我又能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呢？我付出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那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在返回德里的路上，我们顺道拜访了受害者母亲居住的小镇，但我不再期望人们会对我们的调查产生兴趣。吉塔的母亲承认，村长告诉他，撤销谋杀起诉会对吉塔的四个孩子更好。挑起相关种姓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后果会把她压垮。她说，这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之间的沉默尴尬地延续着，我意识到，她特别希望我们离开，只是没敢说出口。

她旁边坐着一个八岁左右的小男孩，他用膝盖顶着下巴，他一直在听我们谈话。后来，我们得知他是吉塔的儿子。他安静地沉着脸，我问他怎么看待整个事件，他说自己的父亲一无是处。

“我的父亲不爱我的母亲，”他说。他的声音很小，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见他的话。

他的外祖母溺爱地看着他。“也许，等他长大以后，”她说，“他会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