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不该投资中国?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太深奥

中国经济虽存在可能诱发危机的隐患，但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并逐步转型。避开中国，你就无法从这种高增长中分一杯羹。

西方应该怎么与中国打交道？这个问题存在了几个世纪，而且不断演变，如今又摆在了我们面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下的美国似乎决意要改变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条件，而中国自身则在探索如何利用自己的新地位——按某些指标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政治人士面临的这一难题也困扰着投资者。这一问题在日前香港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被提了出来，而我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主办此次会议的里昂证券(CLSA)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香港券商，该券商如今为中国政府控股的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旗下公司。

在持续数天的会议上，演讲者中既有希腊左翼煽动者、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也有美国右翼煽动者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后者曾是特朗普背后的“斯文加利”（Svengali，19世纪英国作家乔治?杜?莫里耶的小说《特丽尔比》中的人物，使用催眠术控制了女主人公——译者注）。

在瓦鲁法基斯看来，中国已成为一个堪称典范的“世界公民”。在过去十年的两次危机关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年底，以及2015年末人民币突然贬值引起全球惊慌后——中国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帮助提振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世界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在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却没多少建树。

班农的观点截然不同。在飞往香港前，他将中国比作1930年纳粹主义即将兴起的德国，并指责中国通过输出通缩对西方发动经济战。但班农最关切的，是谈到中美两国共同的历史（两国为二战中的盟友），以及要为达成某个协议做准备。

除了某种“浮士德契约”(Faustian pact)，还能与中国达成什么协议吗？像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发现这个国家让人几乎完全看不透。但与那些在华做生意的人士短暂地交流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对一些事情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第一，习近平任国家主席带来的变化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众所周知，他将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中。而且，如果说他曾对推动这个国家成为正统自由民主国家有很大兴趣的话，那么他现在也丝毫没有这种意愿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原本的民主典范如今看起来不太有吸引力。作为一名强硬的实用主义者，习近平比我（或许还有很多人）以为的更像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这是否预示着特朗普更有机会与他打交道则是另一回事。

其次，这对投资者非常重要。中国企业很少具备西方典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散的结构。在中国购买股票，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掌握着控制权的要么是政府部门，要么是可能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创始人。国有企业的股票在中国内地以外卖得很便宜（包括在香港上市的H股和在美国发行的存托凭证(ADR)），但在A股市场就没那么便宜了——这个市场是令人兴奋的地方，其投资者中仍以国内散户居多。

第三点是，在刺激之下，中国经济再次快速实现复苏。经济增速保持在6%以上，通胀水平依旧可控。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型经济朝着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这正是外界长期以来所期待的。

这让投资者更是进退维谷了，因为那些令人心动的从国内消费趋势中赚了钱的企业，往往只发行了A股可供投资。例如，今年早些时候，贵州茅台(Kweichow Moutai)超过帝亚吉欧(Diageo)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烈酒制造商。贵州茅台只在A股上市。要从这种高增长中分一杯羹，你必须接受中国的条件。

第四，有规划的发展仍然保持着高速，且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未来三年，中国计划新建3000万套社会保障住房——足够全英国的人居住。然而，虽然中国信贷扩张迅速且规模巨大，但人们对于中国终将发生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式的危机的担忧已经减弱。

资金正从西方投资者手中流入亚洲。如今，香港券商发现，西方投资者居然在怪他们不够乐观，这与西方多年来担心中国信贷崩溃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反差。自去年年初以来，中国最新一轮信贷投放推动了全球经济复苏，同时基本上并未引发对清算风险的担忧。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有利）原因是，大家开始明白，在一个市场和经济都由政府控制的国家，正常信贷扩张模式所发生的作用有所不同（尽管与以前的共产主义实验相比，利润动机被更多地加以利用）。

第二个（不利）原因是，在多次喊过狼来了之后，自满情绪已然滋生，许多人以为中国可以无限期地避免大规模的信贷崩盘。

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某个时刻，中国将会因积累了如此多的债务以及增速如此之快而遭遇某种清算。如果这一幕没有发生的话，经济学教科书将不得不改写。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而不遭遇某种严重危机。既然中国根本不打算转向自由民主体制，一场经济金融危机同时也将成为一场政治危机。但任何信贷危机都将呈现中国特点。危机很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触发，例如美国加息，一旦美国利率上升，中国本就偏高的偿债率可能会变得难以承受。

由于缺乏先例，我们很难判断危机何时来临。怎么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也因此显得更加深奥了。避开中国，你就错过了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这个引擎很可能还将继续运行许多年。反之你又不得不信任中共及其领导人。不管是对政治人士还是对投资者来说，与中国打交道都很困难。

译者/申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