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说，中国没有个性政治

负责港澳事务的高级官员最近进行调整：张晓明任港澳办主任，王志民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郑晓松任澳门中联办主任。朋友们问我：这代表什么？我说：不代表什么，只代表中央。在中国官场，官员就是液体，倒进不同形状的器皿中，它就有不同形状，甚少可以因自己的意志而变形。多年前，我问过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你的个性是怎样的？"他说，他没有个性；中国没有个性政治。

所以，基于对中国政治和一国两制的多年观察，如今港澳事务官员调整，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期望，也不会苛责，因为他们不属于自己。对于这类官员以至建制派人士，我只会作两点观察：

能否按实情"擦边球"？

一、对待中央的政策，能不能按香港真实情况"擦边球"？内行人感到，到了今天已不是能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了，因为也有不少人反映实情，但中央高层只是按统治者的角度想问题，多少实情和建议都成为路边垃圾。所以这就给执行中央政策的人士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是很低的要求：你只顾按中央指示办事？还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擦边球"？这需要极大勇气和技巧，但在今天的官场中这类人几乎绝迹。

这不能不令我想起已故的港澳办前中级官员张良栋。他属于开放一族，"六四"之后他还敢于跟民主派（那时还未被称为"反对派"）公开接触，并在内部提出很多宽松意见，但不被欣赏，反被投闲置散，最后英年早逝，郁郁而终。与此同时，不逆上意的同袍则步步高升。

我又想起刚卸任的王光亚。7年前他出任港澳办主任时，外界对他颇有期望，因为他在英国读书（与蔡英文是不同届的前后同学），又在外交系统和联合国工作过，见过世面，应有较新作为。但随着时局发展到一些"死位"（例如政治僵局、中外斗争）时，他也不能超越中央的轨道。他上台时是胡锦涛年代，后来是习近平年代，"擦边球"的空间已大大收窄。当中央开的是"烈火战车"，车上官员都不能自我修身，更不能养性齐家（按香港实情落实一国两制）。

会否成为"加码派"？

二、当中央政策收紧和左倾时，执行者会不会成为"加码派"？如上所说，中央政策是关键，但执行者的手法也是关键之一。再从大历史角度看，中国政治的一大弊病就是"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古代是太监政治、宦官政治，现代则是"宁左勿右"。当我回顾一国两制从构想到落实至今的过程时（由始至今我也有参与和跟进），只能痛心地发现，除了1980年代"六四"之前，以及香港回归后的头6年（1997至2003年，因为要吸引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左能胜右"，紧的意见可以轻易奏效。例如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下台之后，北京的温和意见几番操作，邀请她北上，但强硬的意见后来反对，令她已经到了北京也不能按温和派的安排进行活动；又如给异见人士发还回乡证一事，从提议到宣布，前后花了28年，到需要有限度重启统战时才实现。这类例子多的是，想来只有令人唏嘘。

按上述规律辐射到今天，可见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经济松，政治紧"。我也相信国内"不想弄死香港"，但怎样做才是一大学问，否则只会"把孩子玩死"。当前北京最重视的就是反"港独"，圈内已传达这是眼前政治任务的"重中之重"，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必须站稳立场，不可含煳"。以前，有些事情可以不表态，但如今却有一种背后的力量促使以至迫使大家不能不表态。10家大学校长的联署，可以说是自发的，但总有人"建议"或推动。在中国政治文化里，这是"木锤锤钉钉锤木"。尤其是中共十九大前，内地全力讲稳定、凝聚，更不会放松一点一滴。

关键仍是中央政策

张晓明、王志民一直全面执行中央政策，得到欣赏，毫无悬念。这预示如果中央的强硬政策不改，他们只会按旨办事。但据闻，北京经过一段时间强硬政策不奏效之后，也许再尝试向温和一族入手，包括约见温和的社运青年。王志民过去负责青年工作，但关键仍然是中央政策。如果中央的政策只是表面的策略性调整（指游说拉拢），而不是根本的政策性改变（指真正的政治宽松），那么只会事倍功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