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族歧视、警察暴力和虐杀动物谈同理心

在过去一段时间，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发生了三起事件。

前段时间，一段澳大利亚华人虐杀袋鼠的小视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视频中，一华人手持利刃，面带微笑按住一只手上的袋鼠，在袋鼠颈部连刺19刀，致使袋鼠惨死。

几乎是澳大利亚华人虐杀袋鼠视频传出的同一时间，另一则新闻也在网络上快速传播。9月1日上午，上海市一名违章停车的女性车主因没有配合警察执法，被一个明显比这位女性壮实很多的交警撂倒在地，该女子怀抱的儿童也因此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第三件事发生在美国。8月12日，弗吉尼亚州夏洛特市（Charlottesville）一名名叫菲尔德斯的20岁男子开汽车撞入反对种族歧视的示威人群，造成一人死亡。菲尔德斯将被控告为谋杀罪。菲尔德斯的高中历史教师接受采访时说，菲尔德斯在高中时已对纳粹主义兴趣浓厚，崇拜希特勒，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忠实信徒。

这三件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前因后果，但是我们可以用同一个视角去讨论它们。这个视角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称为同理圈（circle of empathy）。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三位先生的行为不够文明，会说他们思想落后，行为野蛮。这些评论都对，但从更宏观角度而言，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更加精确一点。我们可以说这三位的共性是他们的同理圈很小，而人类文明就是一段从一个小的同理圈向一个大的同理圈演化的历史。说这三位先生行为野蛮就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这个同理圈的文明演化。

亚当?斯密的“同理圈”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类天生具有同情心，正像人性中固有自私的组织结构一样，人通过联想机制，在同情原则的作用下，使人们跳出自我的圈子，去关心他人和貌似与自己无关的社会和国家。需要明确的是，亚当?斯密用的词是同情（Sympathy），而不是同理（Empathy），但是他想表达的观点其实更加接近同理的概念。为了避免混淆，在后文中提及亚当?斯密的“同情”概念时，笔者都会用“同理心”来表述，以确保行文的准确性。

在亚当?斯密看来，同理不仅仅是对于他人的不幸而产生的怜悯和悲哀，而是把自己和他人等同起来，把自己和他人换位，用他人的视角去理解他人的处境。这种换位思维的逻辑就会使自己分享或获得他人的感觉和感情。而同情（Sympathy）一般被认为只是限于因对他人的不幸而产生的怜悯和悲哀，缺乏了换位思维这一程序。

亚当?斯密不是随随便便地说，“啊，人是自私的，但其实人也不是那么自私，人也是具有同情心的。” 这种说法的结构是松散的，观点是模糊的，推论缺乏内部一致性。亚当?斯密想表达的观点是：人的自私和人的同理是没有本质矛盾的，是一个命题的两面性。

怎么讲？换位思维会达到两个效果。第一，假如我没有不幸处境但是你有不幸处境，但我在心理上和你换位后会感受到你的不幸处境所带来的痛苦。 这种情况下，我同情你不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一个针对我代入你的痛苦的一个利己的行为。好像有一首歌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首歌就表达这个思路。

但是这个思路还没有解释下一个问题，“我为啥要去换位思维？” 也许有另外一首歌叫，“今天的你就是明天的我，明天的你就是今天的我。”也就是说换位思维还要有时空的概念：我要从你今天的处境推导出我明天可能的处境，当然我也希望你也能做同样的推理。这两个换位思维的地理和时空概念加起来，就构成了亚当?斯密的同理思想。

同理圈和同心圆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类的同理心绝不是一种抽象的情感，人是受他的血缘关系和所处的社会地位和阶层利益的制约和影响之中的。同理心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有一定范围和阶层限制的，同理心给谁，同理什么都与一个人的血缘关系， 阶层地位、政治观念和文化素质紧密相关。社会上并不存在广泛的、普遍的，无条件的同理心。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用他提出的著名的“中国地震假说” 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这样讲：

“假如中国这个伟大帝国连同其全部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那么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很有人情味的欧洲人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觉得，他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忧心忡忡地想到人世无常，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就这样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可是当悲天悯人、深谋远虑全都过去以后，他就会像平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做生意、寻开心，好像这种不幸的事件从未发生过。哪怕是他自己遇到的最小的麻烦，都会让他更为紧张不安。”

英国18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用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来表达这个概念。同心圆是指一连串同一平面上同一圆心而半径不同的圆。同心圆的中间是自己，往外依次是家人、亲密朋友、普通朋友、同阶层群体、同国家群体、同人种群体、其他人和甚至延伸到其他生物。一个人的同理心随着同心圆的向外扩展而逐渐减少。虽然每个人减少的程度不一，但减少的趋势是普遍的，也是必然的。同理心就像地震一样，震中最强烈，越往外围力量越小。

“同理圈”由亚当?斯密首次提出，而大卫?休谟则用同心圆的直观方式对于“同理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除了亚当?斯密讲的血液关系，社会阶层这些限定条件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限定条件是人的认知和理智能力。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同理和同情的本质区别。同情指的是分享共同的感情和情绪，而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的，是人的内在本质，它是没有理性的内容的。但是同理是有理智，推理，道理的成分在里面的，它指的是共享一种思维的方式。 这里就引入一个相连的话题，就是一个人的同情程度是给定的，但是他/她的同理程度是可以改变的，是可塑的，是可以被培训的。 （我会在以后的一篇文章里用这个视角去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和支持特朗普的华人在平权这个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分歧。）

同理圈决定社会文明水平

让我们用亚当斯密和休谟的思想去分析开头的三个新闻当事人，首先，显然这三个当事人的同理圈范围是比较小的。被菲尔德斯杀死的人也是一位白人， 是一位32岁的平权和种族平等主义信徒。菲尔德斯没有对其他种族至上主义施暴，而是针对种族平等主义者，虽然后者也是白人。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会义无反顾地杀害另一个白人，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同理圈覆盖的范围：他的同理圈只覆盖其他种族至上主义者，连平权主义的白人都不在圈内。

不管那位上海交警有多么彪悍，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对待他自己的妻子（不管抱没抱着自家的孩子），他的同理圈只覆盖他和他的家人。而那位澳洲华人我相信不会这样轻易对另外一个人施暴，所以他的同理圈只覆盖人类，而不覆盖动物。等等。（我在以后的文章里会讲是什么力量驱动了西方历史上同理圈一步一步扩大，比如现在西方社会有多个专门保护动物权利的组织，而在几百年前，谁也不会想到动物还会有什么权利。）

另外这三位显然没有时空换位的想法和本事。一般我们中国人理解白人的定义通常是广义的、笼统的，长得白就是白人。但你要搞清楚，白人至上主义在层次上分得是很细的，例如波兰人、犹太人、斯拉夫人等，都是被白人至上主义所排斥的。我不知道菲尔德斯是啥具体种族身份，但是你可以想象，用种族来划分的这种方法论有一天也许会砸到菲尔德斯这类人身上。上海的交警更是短视。他的行为某种意义就是默认了将来有一天另外一个警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置抱着孩子的自己的妻子。（前些时看到一个报道讲的是一个便衣警察到警察局办事但被他自己的同行打了一顿。）虽然那位澳洲华人穿越成一只袋鼠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要知道，历史上很多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黑人、印度人、华人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都是动物而不是人。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缺乏同理心很大程度上是理智和认知能力缺失导致的，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的道德感起源于人类的同理心。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个人的平均同理圈的大小决定了它/他/她的道德秩序。在“中国地震假说”里，远在18世纪的亚当?斯密已经提出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欧洲人应该有什么反应这样深刻的问题。可怕和可悲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周边还有相当多的人的同理圈停留在亚当?斯密之前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