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三粒壮阳药：明君、大侠和廉吏

早已过了为廉价言论煽动、为无端谣言蛊惑的年龄，然还是被最近的气氛所震惊，然所有言论皆为积怨甚深之民意，所有谣言皆可成为遥遥领先之预言。

自古以来，中国人治愈悲伤的办法，就是找到三粒壮阳神药：明君、大侠和廉吏。

你打开电视，成堆的清官戏、武侠戏。现实中没有正义，就靠文艺节目来弥补。小民们天天看明君，天天看清官，哪怕生活在最底层，哪怕成天被人欺负，他也会觉得生活充满着阳光。

中国的上层阶级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有人负责割小民的肉，有人负责打麻药。电视就是负责打麻药的。

不知谁人所写：满朝文武持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不知谁人所编：最近得了一怪病，每每看电视新闻，出来一个高官，就想反腐何时能把他拿下？出来一个将军，就想他家有几吨人民币？出来个女官员，就琢磨她又和谁通奸了？

好不容易出来个道晚安的女主持人，就联想到她一会儿去找那个高官？

今日陶醉某大会，明日热议明星绯闻，江湖有言：“宁教人嫖，不教人赌；宁教人赌，不教人抽。”

抽之恶，在于薰然上瘾，抽之妙，在于不能自拔。

口号之所以麻醉人，在于中间有一个无以具体化的许诺。话说多了，自己也会信以为真；话听多了，别人自然三人成虎。

到底因为制度如此，官员才如此，还是因为官员如此，制度才如此？

于人于国，道理总是一样的。政府打肿脸充胖子，说自己有三个自信，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百姓打肿脸充胖子，说自己有三本经，道德经易经黄帝内经，已穷尽宇宙真理。

到底因为人民如此，国才如此，还是因为国如此，人民才如此？

东方文化持性善说，蒋介石有天花乱坠言：

“我们文化传统，认为人生本善，人性实根于自然之良知，真理与美德，故其所表现于我民族文化者，厥为至真、至善、至美、大智、大仁、大勇；其所见之于行为者，则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老、育幼、讲信、修睦、选贤、与能；内而诚正修齐、外而协和万邦、万邦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西方文化恰相反，好人坏人，只是表象，人人皆存原罪，只要遇到合适土壤、合宜环境，便会生出罪之花来。

而好的制度，抑制罪恶生长，坏的制度，诱发罪恶滋生。

相信性善说者，寻找明君与清官，相信性恶说者，寻求制度作保障。

本性贪婪，却要使之正行无私，而无持衡强力之监督，大致不可能实现，制度设计定有缺陷。一人如此，一国亦然。

制度设计缺陷者，必是官位越高、人格越存疑之结局。

依靠官员而非制度的社会，官员之职责至重，而社会之寄希望于官员者亦至高。官员如此不堪，可想社会失望之深，惟有自身速速堕落下去，赶上落伍之步伐，方为心理之补偿。

一双新鞋，刚穿时很在意蹭上的那点脏，久之，纵使被踩一脚，也懒得低头。星光堕水白于月，树色粘云暗似山，暗淡极了。就这么暗淡了几千年。

鲁迅有文《流氓的变迁》，从侠谈起，至强盗，至流氓，至“革命文学家”，笔墨虽简，却清晰勾勒了流氓史的千年暗淡脉络：

“……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谈《水浒传》）

这段话的落脚点，最精辟的自然在最后一句。

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反对者沦为奴才；

又或者，也许反对者本来便深具奴性，生在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才导致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企图经由造反，通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谓“杀人放火受招安”。

那既反贪官，又反皇帝，会如何？

《水浒传》的李逵便是个连皇帝也反的主儿，动辄高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

那么，夺了鸟位之后呢？

“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

他们治国，未必能好过赵官家，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丘之貉。

老话说：换汤不换药。

按鲁迅的说法，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贪官成为皇帝的替罪羊；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使皇帝成为制度的替罪羊。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奴才；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如李逵，则是大盗。

这个大盗，不是一般的草莽绿林，而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