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去了一趟新加坡，学回了这一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之初，即外访前往新加坡进行官方交流，参观当地的公共服务学院及创新数码服务实验室。回港后，林郑月娥随即宣布，希望能于短期内成立类似新加坡的培训机构，着手提升公营部门内行政人员的整体水平。这个方向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最终能否将其实现，还真看现届政府的魄力。

殖民时代末期，港督彭定康经常高度赞扬香港公务员的质素，大讲“香港有世上最优秀公务员队伍”之类的话。的确，对于担任过英国保守党要职的彭定康来说，需要长期接触其国内的公务系统，两地的行政效率在相较之下，应是香港有着显著的优胜。同时，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各自均存在东亚民族刻苦耐劳的精神，是有助我们公务员发展成世界知名团队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回归后的一段时间，香港的公务员又好像失去头上部分光环。记得一九九八年，香港赤鱲角新机场落成启用，但首几周却出现严重混乱情况，影响数以万计旅客及货物的进出。事后报告直指，“机场策划发展委员会”管理层领导有失当，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相关的决策者应负上重大责任。还记得二○○三年的“非典”疫潮，导致近三百名市民逝世，相关的专责委员会批评，当局于疫症初期无作出合适的应对措施，从而造成随后的大规模爆发。

撇除重大失误外，现时某些部门的效率总是令人气馁。作为区议员，经常需要向不同部门反映市民的意见，以改善各种各样的市政民生问题。有些部门的表现是值得肯定，反应迅速之馀亦能解决问题；但有些则表现未合乎理想，需要多番催促才能完成相关事项。究其原因，与公务员培训的多寡不无关系。

现时，一般乃至高级的公务员于入职时只有简单的训练，难以将重要的行政观念加以灌输。在“速食文化”下，馀下学习的工作就需于履新后在其职位上“边学边做”，以部门长辈带领后辈维持运作水平。另外，一些高层的公务员可以转换岗位，在不同部门中扩阔眼界；但对中低层的同事来说，若不是自行辞职或退休，就是多年在同一位置上担任同一岗位，可能因而使其思想变得僵化。显然，此种模式是不太理想。

相反，新加坡的公共服务学院能为不同种类及层级的公务员提供培训项目，使其在工作中更容易学以致用，从而提升公共服务质素。此外，新加坡有着“以人为本”的原则，重视每名员工的贡献。不论高级或初级的公务人员，都能获得多方面工作体验，使到各职员更了解不同岗位的特性，达到提升部门之间协调的效果。

不得不提的是，新加坡政府一直与时并进，跟国民沟通的方式早已扩展至网络社交平台，并以人性化方式回应大众诉求。加之当地“电子政府”相当发达，国民可足不出户地处理各类公共服务，为发展更智能的城市作出准备。反之，港府犹如对科技存有恐惧，不是每个部门均开设社交帐户；即便是有，与市民互动的作用可谓相当不足。再看一些部门的网页，已是十多年前的版面，用起来实是有点不便。更为人诟病的是部分部门的流动应用程式，下载率偏低之馀而造价相对高昂。凡此种种，均显示香港公共服务有着正被潮流所抛弃的征兆，不得不对此加以警惕。

幸然，新一届政府提出设立公务员学院，方向无疑是对的，但“罗马非一天建成”，许多具体细节还需摸索，亦相信至少要三至五年后才能上轨道。但愿届时当局仍有现时的魄力，能够实实在在地对计划加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