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山寨版的普金？

美国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网站“中国简报”发表澳大利亚麦考莱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国际研究系讲师凯大熊（Kevin Carrico）的文章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掀起的对他的个人崇拜堪比毛泽东时代。

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自封为人民拯救者的中共，为挽救党国的声誉而开始操弄民族主义。但因此也出现了长期的风险，即当民族主义成为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源泉之后，一旦民族主义要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合法性就将土崩瓦解。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出现的个人崇拜，主要灵感来源都可以在普金个人崇拜中找到。中国官方传媒的表述，制造了对普金式强人的需求。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则回应了这种需求，赢得了新左派和极右传统民族主义等政治派系空前热烈的支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与普金个人崇拜的衍生关系，对理解中国政府与中国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普金通过打击贪腐和寡头控制，迅速掌控了权力。然而贪腐并未禁绝，任何人想继续拥有影响力，必须向普金效忠。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通过类似的手段迅速巩固了权力，贪腐也没有禁绝，任何人想在中国政坛混下去，也必须向他效忠。

普金和习近平都牢牢控制着官方传媒，攫取权力和营造个人崇拜的过程，竟然如此相似。2002年，吹捧普金的歌曲在俄国走红。2016年，吹捧“习大大”的歌曲在中国也获得数以百万计的点击率。习近平在关键时刻的个人崇拜形式，许多直接山寨自普金。

普金和习近平的统治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害怕“颜色革命”和非政府组织；都喜欢在对外关系上放狠话；习喜欢做长篇报告，普金喜欢冗长的电视记者会；习、普都对继承人问题讳莫如深；习针对“西方”提出独一无二的“中国方案”，普金同样推销“俄国道路”等。

习近平作为领导角色的人格面具，很大程度上源自普金的宣传运动。习近平是山寨版的普金，而且是相对不走样的翻版，几乎没有独特的个性。对习近平的强人崇拜显示，官方响应大众的民族主义需求，但这不是纯粹自上而下由官方组织的，而是对公众舆论的回应，允许个人自发地向习近平效忠，以满足这些人对强人领袖的憧憬。当然，这种回应始终以实现更大政治控制为目标。

普金政权巩固权力后，即于2008年在格鲁吉亚，2014年在克里米亚推行军事冒险主义。而且每次军事冒险都把俄国领导人的民望推到极高水平。有鉴于习近平迄今对普金行径的模仿，台湾、日本、印度以及南海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有必要提高警惕。这些国家近几年来已经开始见证空前的威胁、军国主义化和侵犯，真切地感受到习近平附身的普金特性，

中国式的监控及军队，加上普金式的虚张声势，混合着潜在的危险。普金的路径和习近平的仿冒，明显为了更广泛的控制。而诉诸咄咄逼人的大众民族主义，表明习近平时代的“实用主义”和以前的时代大不相同。亚太地区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必须准备迎战习近平直言不讳的所谓“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