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权还是削权 中共政法委步入后周永康时代

北京时间3月21日下午，中国官方大手笔公布了包括之前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内的党、政机构，人大、政协、行政执法体制革、军地关系（主要是武警拆分调整）、群团组织、地方机构八大领域共六十个类别的改革。

在这一份几乎覆盖中共所有权力范畴的机构改革清单中，最引人注意的当然是党机构改革。从公布的清单看，中宣部接管新闻出版、统战部接管民族、宗教和侨务事务，传闻中的大外交机构——外事委员会也果然出现……而曾经盛极一时、在周永康时期有“第二中央”之称的中共政法委改革却被舆论遗忘，几乎无人注目。

而此番改革清单显示：中共将要撤销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撤销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将这两个机构的职能和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协调”职责一起，划归中共中央政法委。这是一种扩权么？

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如此理解，但是梳理从中共十八大开始高层对政法委（书记）的权力降级，期间五年伴随着“肃清周永康余毒”的人事更替，以及今天的机构改革清单可以发现，经过人、权以及机构的三重改革之后，中共已经完成对政法委“削权”处理，政法委真正步入“后周永康”时代。

十八大前盛极一时

2002年12月，周永康任中国公安部部长，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共政法系统的任职之路。与此同时，周永康还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成为华国锋之后，中国25年来首位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公安部长，在中共的权力体系中地位骤升。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进入政法系统的10年，因其公检法“一肩挑”，用公安指挥和凌驾司法，造成事实上的超级强权（图源：Reuters）

在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中，周永康再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政法委书记，获得了对政法系统、国安系统、武警系统的掌控权力，全面掌控了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刀把子”。周永康自己因事实上不受制约的超级强权，成为外界口中的中国“政法沙皇”。他利用手中强权，不但争权夺利，架空了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而且强行维稳，肆意逮捕体制内人士和社会民众。

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时期，中国各级公安部门“一把手”兼任政法委“一把手”的趋势明显加强。同时在维稳的名义下，管辖警察、武警和国家安全机构官员的政法委权力越来越大。在地方，各级政法委系统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正常的司法工作，甚至将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作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在其治下，中国曾出现多起引起社会轰动与争议的公共维稳事件，如山东陈光诚事件、2009年成都唐福珍自焚案、2009年北京赵连海案、2012年湖南李旺阳事件等。

2011年10月，就在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的4个月前，周永康达到了其权力的巅峰：当时他把自己管辖的“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改名为“中共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由“社会治安”改为“社会管理”，虽然简称一样，但新机构由原来40个变成了51个，从中共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从公安部、国安部到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铁道部、文化部，武警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再到国家发改委、国新办、国家信访局、全国总工会等，几乎涵盖了所有部门。

当时周永康一手掌控了每年高达1,100亿美元的维稳“安全预算”，该预算超甚至过了中国的国防预算。也正是在上述种种之下，周永康才能有虽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民间都已相信的周（永康）薄（熙来）勾结，才能有后来官方痛斥的“阴谋篡党夺权”。至此，中共政法系统权力无序扩大的弊端暴露无遗。

十八大后逐步整顿

早在2013年12月，周永康被宣布落马之前，中共即开始反思公安和政法体制。当时分析称，造成周永康恶劣的司法腐败和政治腐败局面，除了周个人的权欲熏心起作用之外，另有制度层面的深刻原因。六年前的中共十八大上，在中共元老乔石等人的建议下，接任周永康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不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不仅降级中央政法委书记党内级别，取消其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地政法委书记不再由公安厅局长兼任。更是不断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加强对地方法院、检察院的垂直管理，将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的权力收归到省一级，并建立巡回法庭制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检察院的干预。这是中共在组织形式上做出的制度变革，意欲终结周永康时代公安指挥司法的模式。

另外，从2013年开始，中共对于政法系统尤其是各地方公安主要官员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换血。在这一轮换血中，大陆三十一省政法委书记多改由副省长兼任，省公安厅厅长正在回归到齐本该处在的位置。这是公检法系统回归权力本位的表现，更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要求下，对公安系统进行彻底“洗牌”。

2014年有消息显示，中共决定将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名称恢复为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抓好平安建设”。当年7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披露了这一消息。

中共十九大闭幕后的2017年10月31日，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首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同一天，中共官媒宣布武警部队指挥权集中统一到中共中央军委。其后的11月4日，赵克志被宣布担任公安部部长，但是未能如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电视剧）。从几百万之众的武警部队收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到取消公安部长兼武警第一政委和党委书记，政法委和公安系统的权力继续遭到削弱。

2018年3月21日，中共大手笔公布机构改革清单，取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取消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取消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相关职责“划归中央政法委员会”。从字面上看，在这轮机构改革中，中共政法委似乎是职责有所增多，但是熟知中共政情的人知晓。这三个机构本来就是由中共政法委书记兼管，所谓职责划归，不过是一种事实存在变为法理存在。

可见，虽然在本次党机构改革中政法委也被提及，其实在近五年的不断整顿中，中共对政法委的核心改革早已经完成，无论是机构调整、人事更替还是职责重新划分，这几年围绕政法委改革的核心只有两个字：削权。